《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的缘起，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东汉时的《越绝书》，已兼具史、志规模。魏晋以来，《华阳国志》和《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隋唐时，政府注意到方志的编纂。到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日趋兴盛，著述体例基本定型，门类也逐渐增多，长篇巨制相继出现，现存的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舆地纪胜》二百卷、《方舆胜览》七十卷等。明清以来，方志的纂修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州县乡镇。清代的成就尤为突出，在现存的方志中，清代所修几乎占80%。据统计，清代编纂了六千五百余种方志，许多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的编修，还就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学术争鸣。这些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努力，使方志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一切就使中国现存近九千种旧方志，成为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这座宝库蕴藏着历史上各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丰富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史料不见于史书典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地方志这笔财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他们曾利用旧方志资料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巨大成果。旧方志当年刊印数量不多，长期来又大量失传，现存的方志中，宋、元、明刻本均成为稀见的珍本，即使是清代的刻本，也是复本不多，流传不广。这种状况既不便于今日研究利用，更不利于今后流传。为了保护、继承和利用这一宝贵遗产，上海书店出版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即开始组织著名的方志专家，对现存的旧方志给予择优整理，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让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永远流传下去。《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的收录中国的地方志自唐、宋以后至今保存有近九千种，因内容和编纂体例的不同，可分十多类，有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边关志、乡镇志、乡土志、道志、卫所志、监井志、土司司所志，以及专记一项或者以某一内容为主的志书如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风土志、书院志、艺文志等等。《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编纂的宗旨是积累文化遗产，提供完整史料。那么，选择方志应以哪一级志书为重点呢？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史事责成，当始于州县之志。”因此，《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收录方志，以州县志为重点，因州县志是基层志书，记载当地事物比较真实，乡镇志的资料则更为可靠，所以乡镇志也是《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的收录重点。至于作为方志重要支流的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内容丰富，特点显著，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罕见。整理出版这类专志，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宗教和旅游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也予以收录。总之，《云南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全83册）》收录的原则是：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凡综合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自然、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方志及专记某一项内容的志书，均择优选录，即择优选择方志中的“通志”和“专志”。

《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收录了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多篇，又结合“985工程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子项目的要求，增添了元代部分北方汉人华夷正统观念和蒙古化变异等篇章。此书内容丰富，涵盖行政地理、投下分封、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以及山西、胶州等特色考察，是一次综合性、总体性区域史的初步尝试。

贝叶文化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又是一种跨地区、跨国家的博大、绚烂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覆盖1亿多人口。 《贝叶神韵》立意新颖，既展示了傣族的文化，又用科学观点进行了深层次分析；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既有文化的一般意义，又追溯傣族社会生活起源；既反映了傣族的生活文化，又揭示了和谐、和美、和睦的文化内涵。

《澳门史1557-1999》是一部涵盖整个殖民时期的澳门全史，时间跨度400余年，引人入胜地追踪了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它作为中国的一块边鄙之地的卑微起源，经历了作为利润率艳阳的中日贸易中介的辉煌岁月，到在香港阴影下的缓慢衰落，直至最终作为一个靠赌博业维持的食利经济体而得以生存。四百余年的盛衰变迁、荣辱沉浮，构成了一部可歌可泣。亦喜亦悲的澳门史。

本书收集的是有关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文章，共计二十五篇，内容涉及关于非物质文化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思考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事象、技艺、传承人的调研等等。

《黄河文化专题研讨会文集》宗旨就是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以黄河文化为切入，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水利和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深入研究黄河文化与黄河工程、黄河经济、黄河生态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对黄河规律性的认识，兴利除害，多措并举，统筹兼顾，努力构建人水和谐的河南黄河，为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少年时，每当吟唱起这首《横山下来些游击队》的陕北民歌，就唤起我们对横山无限向往和眷恋之情。在我们走上从戎报国之路，尤其是到横山任职后，这种情怀和对横山的认识更加深刻。

吴堡军民盼望已久的首部《吴堡县军事志》编纂成功，正式出版，可喜可贺！

洛川县南有金锁之险，北扼延绥三边，东临黄龙山岭，西临洛河之畔，古今为中原、关中通往延绥、内蒙之咽喉。因此，塞外少数民族的铁骑今日在洛川原北驰骋，汉民族的兵将明日在洛川南原屯扎，还有洛川的农民义军不满封建王朝的统治，揭竿而起，举起造反大旗……其刀枪剑戟丁当，拼搏厮杀呐喊，你来我往，战事频繁。到了近代，我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在洛川原上神出鬼没，四处游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为消灭红军，凭借洛河、界子河天堑，与红军隔河对峙；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洛川冯家村召开了著名的洛川会议，制定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发布了改编中央红军的命令……这些都是洛川县军事史上的一笔笔亮色。

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1.人、神互动的研究范式。作者将“温州人”的形成、温州的族群活动与温州区域社会的俗神塑造紧密联系起来，从人的视角观察神的演变，从神的视角观察人的活动和观念。从杨府爷信仰的演进考察温州族群的演进；从陈靖姑信仰考察福建移民的文化影响；从杨文广传说考察北来移民的特点，从而构成本书人神互动研究的三大叙述体系。在地化的人、神互动，使人、地、神成为论述的三个支点，并在不同族群的活动、土地资源的利用和神灵的变迁中考察区域文化的形成和融合。人、神互动的研究范式，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温州区域社会的文化特质，也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途径。2.温州民间文化精神内核的揭示。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的内核，它主要蕴涵于信仰传说之中。信仰传说《灵经大传》是温州民间的标志性文化，长期以来，因被误读而缺乏深入的研究。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其演唱仪轨和情境，从温州人文化性格的塑造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加以解读，誉其为温州人的圣经。长期在村落被演唱的《灵经大传》作为温州标志性文化的提出与解读，把握住了温州民间文化的精神内核，也为认识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的学术视野与支撑。3.明清东南社会族群活动关系的大胆推测。长期以来，东南社会史研究注重明清时期的海商文化，忽视矿冶文化，尚无学者将矿冶文化和海商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作者以族群的边境运动和山海文化考察明清时期温州的社会形态，从矿乱和海乱的时间衔接、族群衔接，大胆推测其内在关系；从兵和匪的来源揭示徽州、处州、闽南、温州之间的地域和族群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特别的问题。4.区域移民内在规律的探索。全书由早期族群、汉族前移民、主体移民、增进移民等方面构成“温州人”的概念内含，并以温州区域族群活动的路径探索其规律。从时间的长河里可以发现族群迁徙的回环性，从生存方式上可以发现其空间选择的同一性。回环性和同一性构成区域文化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正是作者考察温州区域文化的基础。眼光向下的区域文化研究是挖掘区域文化特质的重要路径。本书的面世，必将在温州文化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为民俗学学科领域增添了亮色。在民俗学领域，对地方民间历史文化作整体审视的著述极其罕见。因为整体研究需要研究者对一个地方民间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理解，所以，作者充分发挥了温州身份的学术优势。作者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资料检索细腻、笔力遒劲、充满学术想象力；作者厚积薄发、学术晚成、展示了其宽广的学术前景。本书的研究实践是其学术生涯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区域民俗文化，打下了令人欣喜的、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