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毕业纪念册，如北京大学的同学录、燕京大学的毕业年刊等。北京大学图书馆近现代文献收藏丰富，其中既有老北大的收藏与积累，也有得益于1953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馆藏的并入，故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老北大、燕大毕业纪念册相对比较完整。其中燕京大学毕业年刊16册，时间跨度从1923年至1950年，中间缺1924—1925年、1934—1935年、1942—1947年、1949年，共计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18册，从1903年至1937年，包括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两个时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相比于今天流行的毕业纪念册以同学寄语、临别感言为主，老北大燕大的这些毕业纪念册内容更丰富多彩，包括校史介绍、校园概况、教职员工名录、本年毕业生名单简介、师生单人照片、合影，以及校园生活摄影等。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不少资料损佚于战火，彼时的大学校园和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如果想了解、研究民国时期学校制度建设、大学发展情况、大学校园面貌乃至和民国高等教育史，这些毕业纪念册无疑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本次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毕业年刊16册，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18册，每册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撰写的解题，介绍本册情况，并简要介绍本册涉及人物。

敦煌遗书，与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的敦煌莫高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一样，在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享誉世界的敦煌文化，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主要是指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经典、道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语言材料、史地材料、科技材料等各类经卷与文书。王国维先生特别将其与殷墟甲骨文字、汉简、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古代中亚民族遗闻等并列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的五大发现”。敦煌遗书毫无疑问是弥足珍贵的浩瀚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的见证，是中华文脉之所在。目前，幸存的敦煌遗书多以残卷、残片为主，它们分别流散于世界十几个国家甚至私人藏家之手。这些文献自发现时起即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们十分清晰地还原了中国及中亚诸国古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十分直观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一卷卷老旧的文献残本，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仿若一首写在古老沙砾中的壮丽史诗、一曲谱在残卷上的悠扬乐章、一部“活着的历史”。敦煌遗书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研究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本书精选的图片主要为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1945年）中亚探险后带回的一部分敦煌遗书，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本书尝试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徐徐打开一扇了解具有逾千年厚重历史的敦煌文化与敦煌艺术的窗口，并通过这扇窗口窥见古人之智慧、艺术之魅力、世界之美妙。

本书从景观考古学视角，对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夏商时期聚落形态与地理环境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综合运用田野考古、历史地理、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技术手段，对江汉地区古代遗址的地貌形态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进行采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复原夏商时期江汉地区聚落景观，探讨夏与商文化时期江汉地区聚落的营建方式、选址特征、等级差异、功能与性质，以及南北、东西交通路线等问题，从而揭示夏与商王朝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模式。

甲骨文中同体字、异体字十分常见，且载体多有残断，能够有效利用的材料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甲骨学的发展。作者在研究甲骨文字形构造、卜辞文本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信息计量学、复杂网络、机器学习中语义网络构建理论，提出了卜辞、甲骨字的多视角表示、模型构建与融合方法；在应用层面，提出了两种卜辞主题分析与可视化方法，并对未来甲骨文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商周与秦汉属于不同的大的历史阶段，这两大阶段既有重大差别，又有承继与演变关系。本书聚焦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1200年的历史，通过“陵墓制度”“都城建制”“农业手工业”“艺术及其他”多个维度，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地下墓葬、地上都城资料，对从商周到秦汉的历史性变革、承继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展现出周秦汉时代独具魅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书注重长时段的观察，取得了独特的学术成果。诚然，相关的一些研究尚未完成，由此留下了一些遗憾，读者可继续关注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文集《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或可弥补本书的部分不足。

每年，满怀景仰之情、涌入巴黎圣母院的旅人有数百万之多。2019年4月，当这座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几乎被火情毁于一旦时，整个国际社会为之动容。 法国索邦大学历史学与考古学教授丹尼·桑德隆，重返巴黎圣母院建造的历史语境，以“工程与实施”“大教堂的运作：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城市中心的主教座堂与其教区”“历任国王与圣母院”四大篇章为脉络，重新凝视这座古老的建筑，并配以大量精美插图，追溯这座举世闻名的法国古代建筑的修建过程，以及历史舞台上教会、信众、王室等势力的权力角逐。

为什么被华夏正统视为文化落后的“戎狄蛮夷”都自认是“三皇五帝”的后裔？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戎狄蛮夷”要不断逐鹿中原？本书通过考古学系统梳理发现，中原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先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距今9000～5300年的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先民不断向外扩张、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上层交流，促成了祭祖祀天等观念的认同，才有了边缘族群在此后不断逐鹿中原又不断向外扩张景观的出现。中原族群在经过6000年的摩擦、冲突和融合，至西周时期，通过周公实施“封建”制度，从混沌的自在阶段过渡到主动的自为阶段，民族意识被唤醒，“华夏”“诸夏”“中国”等概念得以确立，华夏民族正式形成。其实质在于超越了前朝仅局限于部族范围的政治视角，而抟铸了一个具有“天下”意识的文化共同体，中国因此不再是不同文化体系人群竞争的战场，而成为华夏内部追求延续、追求强大的角逐舞台。

南宋皇城赓续营建长达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山水园林式宫殿，也是宋代顶级建筑艺术的代表，可随着元军铁蹄的南下，这座曾经辉煌壮丽的宫苑或被烧、或被拆及至被彻底摧毁，其原貌如何今人已无法得见，仅能从不同典籍的只言片语了解到其殿宇楼台的雄壮与华丽。该书作者从不同史料中爬梳整理，将学术研究普及化、大众化，用文学的、通俗的笔法将南宋皇城选址的故事、皇宫宫殿的建造、宫墙内的秘闻、宫殿的辅助建筑及宫苑草木一一勾勒，逐渐揭开南宋皇城的神秘面纱。从对南宋皇城的兴衰书写中见宋人文化、宋人精神。

在广袤的南海海域，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还沉睡着大量古沉船、遗迹等水下文化遗产。这些文化瑰宝具有重大的考古、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不仅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海洋文明的集中体现，更是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基础。本书从分析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现实困境入手，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目标导向，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话语驱动和具体思路，在分析沿线国家合作保护南海丝绸之路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与政治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并主导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和路径。本书所倡导的在中国一东盟“10 1”合作框架下构建互信互利的合作保护机制，并通过达成专项合作保护文件的方式促进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是新时期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体现。本书进一步提出的水下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和以谈判协商为主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在参与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中华海洋文明的传播力，也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海洋文明的交融互鉴。

本书是关于新疆尼雅遗址等地出土的佉卢文书的译文集。原著于1940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出版，是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巴罗（Thomas Burrow）对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中保存较好的490件文书进行的释读和英译。这些文书涵盖了佉卢文书的各种类别，具有西域史学和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译者在翻译原著时，根据自己对文书的理解尽可能做了注解，还收录了巴罗释译的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时在尼雅遗址获得的18件佉卢文书，并在文末对原著文书中的专有名词做了词汇索引，以便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