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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的编辑工作是1989年2月正式上马的。在此之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带领的一个5人考察小组专程到山东，对济南、诸城、临淄等几个重要文物出土地点进行摸底调研。同年12月，蒋定穗代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到济南，在省有关机关、部门之间进行了初步发动和协调。

1987年7月，太原第一热电厂在太原市南郊的金胜村附近，进行厂址的第五期工程扩建，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古代墓葬。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古调查，又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认定这里是一片历史久远、墓葬集中的古墓葬群。 调查小组将调查情况向国家文物局、省市党政机关领导和省文物局作了汇报。国家文物局迅速批示，马上进行抢救性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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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于1974―1983年在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报告，该文化属燕山南北早期青铜时代遗存，距今约36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揭忍了一处有夯土围墙和壕沟围绕的居住遗址以及有804座墓葬的完整墓地。该墓地反映了多个家族的不同莹域以及同一莹域中不同墓葬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别。在发现的数以千计的陶器中有200多件表面绘有彩色图案花纹，其中有多种与“求生”纹相似的花纹，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器上某些花纹的“母体”在商代之前即已形成。本书对于研究该文化的埋葬制度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礼制”的发生过程，以及中国商、周青铜器某些特有纹饰的渊源，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海书画出版社，精装大16开，全三卷3700页，大字典式编排。本书收录全国各地的各种砖铭文字几万篇。每篇文字均附出处，并按照相或复印、剪贴，不失原型。　一、本书为搜辑中国古代砖铭之专门字书。二、本书所辑人之字，大多出自拓本，因出版之需，多数缩小。三、本书参考《说文解字》、《字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以部首归类。每一字头皆与《说文解字》、《字汇》等互为参校，并说明异同处。四、本书收单字字头一千九百余个，重见字二万三干八百余个，合文《含连笔》一千二百余条，重文二十三条，未能隶定者五百余个，共有二万五千余个《条》字例。五、为了能有效地成为书法学、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之资，每一砖铭字例皆标明所属王朝之国号、年号，以备查考。六、字头之识读、隶定，均从本书编著者所定。前人误释，悉予改正。对于砖铭中之错字、别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不同体相之不同结构、形体之伪变字，一并列出。大多数字头条目，编著者用已经规范化了的繁体字为释文，并作适当说明。

讀華山碑可知清代隸書復興的由來，可知金石、書法家的治學和情懷，可知顯宦學人之間交誼來往，可知三百年翰苑墨林之勝概。然而，讀碑而不讀題跋則不可知。於是將題跋鈞玄提要、編年篡表，以跋系人，以人系史。 碑跋年表，以前尚未之見，姑且依人物年表畫葫。清代文人喜歡把名賢尺牘編集裝潢成冊，並在信札旁邊用蠅頭小楷註出寫信人傳略，使人既觀其書，又知其人。《年表》也將與題跋有關的人物小傳寫入按語。古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敝意：詩文遺墨，百年音容。本書所收限于拓本上的題跋。年表僅摘錄與本表主旨有關內容，至于集靈宫、郭香察書等史事考證均简略。題跋后括弧內號碼是圖版編號。除個別草書或多含別體字者外不作釋文。人物介紹着重金石、書法、收藏家，材料參考《清碑傳合集》、《中國書畫家人名大辭典》、《列朝詩集小傳》等，不再一一註明。編表時寫下若干割記，後擴充為《評清人題華山碑及其歷史背景》一文，表與評相輔相承。表中含題跋、觀款230餘條，涉及人物300余名並跗年表、題跋人名索引以便查檢。

中国民间秘藏。

片断：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001玉人头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乳白色，局部有褐色浸蚀。体扁平，头像作侧视，以阴线刻一橄揽形目，头顶有一椭圆形发髻，鹰钩形鼻，嘴微张，脑后有外凸的耳形脊。头下有颈，嘴角处有一个穿圆孔，可供佩系。陕西神木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002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淡黄色。体扁平，顶部微呈弧形，两边斜直，刃部较宽，两面刃，较锋利。顶端一圆形穿孔，两面钻透。四边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制作精美，无使用痕迹，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墓葬出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003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青色。长方形，顶端平整，两侧斜直，刃部较宽，两面磨刃，略呈弧形，四边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靠近顶端有一圆孔，两面钻透。此件制作精致，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1960年山东曲阜出土。现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004玉璇玑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玉质泛白色。体扁平，中央有圆孔，形似变形的环。外缘有三个形状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转的锯齿状凸脊，凸脊之间各有每三齿为一组的锯齿四组。全器计有相似大凸齿三个、小凸齿十二组三十六个，等距分布。是观测天象之器，或是织机上某一部件，有待研究。1978年山东滕县出土。现藏滕州市博物馆。005人面纹玉佩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墨色。体扁平，呈四边略外凸的方形，背部中央有一垂直的凸脊，脊上有一横穿，可供穿系。正面刻人面纹，面部正视，以阴线刻橄榄形眼眶，眶内饰一横线作目，双目相连，等腰三角形纹作鼻，横道弦纹作口。虽五官比例不甚协调，但轮廓俱现，为大汶口文化较早的人面形玉饰。山东膝县出土。现藏滕州市博物馆。006兽面纹玉石奔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青中泛黄色，通体抛光。原断为两截，受土浸，表面形成不同颜色。体扁平，呈长方形，背部平直，刃部稍宽，一面刃的坡面较宽，另一面较窄。近背部两面皆为单线阴刻兽面纹，以旋转形双眼和头上的特殊装饰为其特征，形象狰狞，线条纤细、流畅，刚劲有力。兽面纹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和陶器上。器物纹饰盛行于商周。此石奔是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物。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采集。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本书前言序《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所收文物范围主要是历史文物中的精品，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各成一个分册，前三卷为青铜器、陶瓷器、书画三类，凡不属于上述三类的文物，均归入本卷范围。大致包括玉石器、金银器、织绣品、漆器、石刻、砖瓦、货币、印玺、竹木牙骨器、文献等十多类。兹分别概述如下：一、玉石器石器的制作，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一般旧石器时代遗址，常发现打制石器、原始骨器以及用于装饰的动物牙齿、贝壳、人和动物的骨化石等物。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当时已使用弓箭。因此，在打制、磨制的混合石器中，常有石箭头。已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并发明了陶器，出现了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有石斧、石石奔、石铲、石刀、石犁、石镰、石磨盘等。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加工石器的过程中，发明了磋磨、钻孔等加工新技术。当时人们除了磨制砂岩、页岩、变质岩的农业、手工业、狩猎工具外，还磨制蛇纹石、透闪石、石英岩、硅质石等彩石玉器。故东汉学者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称玉是“石之美者”。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制作可能已发展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均有精美的玉器出土。其中如玉斧、玉铲、玉兵器等，当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玦一类是装饰用玉，为人所共知；而玉龙、玉鸟等可能为图腾神物，玉琮、玉璧等为宗庙礼器，具有宗教或权力的象征意义。在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玉琮等礼器的墓主，应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鸟、虎、龟、蝉、狗、蚕、鱼等，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等，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玉璧、玉琼等，亦属商、周宗庙的礼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佩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须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有较大发展。新疆玉料源源开发，所制玉器多为陈设器物或生活用品，大至“大禹治水”玉山，小至龙钩、搬指，雕镂精工，纷呈异彩，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二、金银器黄金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以游离态存在，延展性强，其特性早为古人所认识。在考古发掘中，河南安阳殷墟有金箔出土，郑州商代遗址出有夔凤纹残金饰件，北京平谷商墓出有金钏和金耳环。平谷县金矿丰富，迄今三千余年，矿源未绝。春秋、战国时期，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墓出有金铉泡；河北易县、唐山均有春秋至战国时期金饰出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有金鼎、金杯等，金鼎器形虽小，但在考古发现史上仅此一见。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有金兽及医用金针出土，定县有西汉累丝金饰出土，新疆汉代乌孙墓出土有金指环、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内蒙古凉城出土的一批西晋时期的金银器，其中有兽形金饰牌、金饰件，有的金饰刻有“猗也金”三字，当是西晋时期拓跋鲜卑人所用。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金器多件，内有一枚金顶针和一个累丝金篮，南京东晋王氏墓群出土有金铃、金环、金钗、金簪和镶金刚石的金指环，据专家考证，当时的金刚石是从外国传入的。隋、唐时期，金银器制作水平大有提高，西安隋李静训墓出有金耳环、指环、闹蛾金钗等物。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一百多件，有环柄八曲杯、环柄八棱杯、高足杯、提梁壶、双耳锅、熏炉、熏球等。器物成型以钣金锤鍱、浇铸为主，采用切削、抛光、焊接、铆、刻、凿等制作工艺，有的器物留有明显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可以看出起刀点和落刀点；有的金盒上，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子母口密合，子口系锥面加工，说明已使用车床，部分器皿纹饰、造型，吸收了中亚、西亚文化的特点。唐、辽、宋、金、元时期，佛教盛行，佛塔地宫，多藏有佛教文物，其中如陕西扶风法门寺佛塔地宫出土唐代法器及舍利金棺等物，为近年考古一大发现。云南大理三塔，发现有大理国明治年间金佛七尊，河北承德发现契丹文金符牌，上刻“敕宜速”三字，是传达皇帝诏令，调发兵马的信物。江苏吴县元墓出土金杯，底部刻有压印的店铺、制造匠人和金器成色的文字。明、清金器以北京昌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最为有名。金冠用金丝编制，工艺高超。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夫妇墓出土大量金饰，其中楼阁仙人金簪，簪头以金丝摞成楼阁、牌坊以及小如稻粒的人物，玲珑纤巧，反映出金属细工艺的新水平。清代金器盛行于宫廷和民间，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陈列清宫所用各种金器数量甚多，为宫廷手工艺精品。民间金器多为首饰之类，生产至今不衰。银在自然界多以硫化银存在，不易提炼，其使用历史较金为晚。目前所见春秋时期银错铜兵器，是最早用银的例证。以银制器，始于战国时期，所见实物有安徽寿县出土“楚王室客为之”银匜、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甘孝子”银匜。陕西西安青门村出土西汉“窦氏”银匜，流下刻铭记容、记重、记年，是少见的珍品。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出土西汉“医工”银盆、银针，为当时的医用银器。唐代及其以后各代银器和金器一样，同是贵重的金属细工艺，凡是金质器物都可用白银制作，且价格较金器便宜，受到中国各族广大群众的喜爱。三、织绣品织绣工艺，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底面往往显示麻布纹饰印痕，商代青铜器上往往带有残存的丝麻织物印痕，从中还可找出若干种织物的纹饰。战国至隋、唐时期的织物，在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和新疆民丰、吐鲁番等地都有出土。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丝织物有纱、罗、锦、绮、乘云绣、信期绣等，纹饰图案，精致活泼，反映了战国以来丝织工艺技术的提高与发展。汉唐之际，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所产的丝绸远销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各地。唐代的染织物印染技术，有蜡缬、夹缬、绞缬等，至今民间继承未绝。有些纹饰明显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宋代的织锦和其他织物，工艺之精巧，往往令人心折。“缂丝”是以五色经纬丝线织出山水、人物、花鸟等纹饰，宛然是最上乘的画幅。织工朱克柔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最高技艺水平。元、明时代的染织工艺，各有特色。元代的“纳石矢”是当时的高级丝织品，它是一种织金锦，可分两大类：一类即将金线夹在织丝中合用；再一类为捻金织，或称圆金织，用捻成的金线和丝线交织，图案有开光、丛花、缠枝莲等。明代创多彩丝绸织花新品种，俗称妆花，如妆花锦、妆花缎、妆花纱等。清代在江南设织造府，专门督造宫廷应用染织衣料。大幅有长阔均达1丈以上的缂丝，作为屏风、壁饰，极尽意匠经营之能事。明、清时期的刺绣，精丽多彩。明代顾绣尤闻名于世，其线痕和画面吻合无间，看不出凸起的痕迹。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都各有特色，继承古老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四、漆木器漆器是中国特有的工艺美术品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漆器，商代已使用朱漆绘制木器，用天然漆在青铜器上粘结绿松石。西周在建筑物木料上涂漆防腐。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已成为独立手工业生产部门。湖北江陵、随县和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战国墓，均有精美的漆器出土。各地汉墓出土漆器也很多，当时出现一种镶金、银口的漆器如漆奁、漆耳杯等，称为“釦器”，在漆器中尤为名贵。古代漆器多为木胎，间有夹纻胎或皮革胎者。纹饰以彩绘为主，内容多为云气纹中出现人物故事或鸟兽奔驰等形象，是当时绘画艺术在漆器上的反映。宋代出现雕漆，制法以木、铜为胎，然后在胎之内外涂漆，一般在二百至四百遍，半干以后，绘图雕刻，磨错洁净，有一色漆、三色漆之别。雕漆以外，有螺钿、雕填、描金、戗金、刻灰、百宝嵌等。古琴漆身多有手皴纹，俗称牛毛纹。古漆器佳品多有款识，早期如汉代漆器多记有地名、官名和工名。晚期如明代“江千里”、清代“卢葵生”，皆著名漆工艺家，所制多小件器物，精美异常。明、清时期，贵族文士，居室陈设，木器家具大为盛行。制作精良，形式规整，选材以黄花梨、紫檀、红木、鸡翅木为主，皆露本色，朴素大方，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五、石刻为了区别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石刻和其他不可移动的石刻，石刻分为两类：一为历史文献石刻，称为刻石；一为雕刻艺术为主，称为石雕。中国刻石文字开始年代很早，目前所见最早的刻石是春秋秦襄公时期的石鼓文，分刻着秦国国君游猎的四言诗十首，诗的格调与《诗经》中的《秦风》和《大雅》、《小雅》相近。战国时期的刻石，亦很少见。近年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附近发现的一块“守丘”刻石，上刻战国文字两行，石高90厘米，是极为少见的早期大型刻石。秦始皇刻石纪功，原石均经后人凿毁，今所存者，仅琅玡、泰山两处刻石残石，存字不多。此外，历代碑碣、墓志、法帖原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书法精美，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雕在商代已普遍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白石雕石人、石兽、石鴞、石卧牛等，皆为立体圆雕，技巧十分成熟。汉代出现平雕，有线雕、浮雕两种，多用于画像石墓室或享堂建筑，内容为墓主人生前活动情况和神仙故事图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死升仙思想。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的传播，石雕造像甚为普遍，其用意多为亡者祈福，发愿礼佛，虔心供养，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各具风格。佛教造像以外，道教造像则为道教徒所供奉。石雕造像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述各类石刻拓本，均能传原刻之神，早期拓本，尤为名贵。八、砖瓦建筑物开始使用砖瓦，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大进步。在新石器时代，烧造陶器的技术虽然有所提高，但人们住处还是半地穴式草屋，历史上传说夏禹住“茅茨”，到了夏桀才作“瓦屋”。根据发掘出土文物，我们知道瓦比砖的出现要早一些。近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前期宫殿遗址和西安、洛阳等地的西周遗址，都发现了板瓦。凤雏村西周遗址还出土了西周后期带有半瓦当的筒瓦，当时的瓦当为素面，春秋后期的瓦当开始有了纹饰。考古发现证明，各地区瓦当上的纹饰有不同之点，如燕国多为兽纹或兽面纹；齐国多为树纹或兽纹，后期则向卷云纹发展。秦、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卷云纹圆瓦当。秦代遗存中有一种很有特征的葵纹，应是云纹的变体。秦始皇陵还出有变形鸟纹大瓦当。汉代的瓦当多有篆书文字，有的是吉语颂词，有的是宫苑、官署、祠墓的名称，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类瓦当均与本类建筑物有关。汉代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流行于王莽时期，多用于表示四方。三国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出现了莲花纹瓦当，早期花瓣尖瘦，以后花瓣逐渐宽肥。个别有文字的瓦当，字体在隶楷之间，内容多为吉语。北朝时期的板瓦，有的刻划造瓦人名字，称为瓦削文字。当时已出现琉璃瓦，多用于寺庙建筑。砖的出现，较瓦为晚。战国时期，始用于建筑。洛阳东周城址出土的薄砖，厚度与瓦相等。战国后期的砖稍厚，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素面方砖，细密坚实，多用为铺墁地面或包镶夯土屋壁，故砖的本名称为“甓”，“甓”的得名即来源于屋壁。战国空心砖多作长方扁平状，河南郑州等地空心砖墓出土的空心砖，有的长度在1米以上，砖面压印鸟兽、花树和几何纹，纹饰豪放生动。这类空心砖墓盛行于西汉时期，东汉以后遂告终止。条砖最早见于秦始皇陵，砖上印有“左司高瓦”印记，坚实细密，制作精良，当是秦代制造砖瓦的官工业产品。有人认为“左司高”应是左司空赵高的简称。西汉时期，有些宫殿建筑方砖，砖面多有模印图案；东汉后期，四川、河南一带砖室墓的墓壁上，常砌一种模印画像砖，其图像有收获、渔猎、煮盐、酿酒、宴乐、出行等内容。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彩绘砖，亦多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东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墓砖，除了带有纹饰的以外，东汉后期有一种刑徒砖，是当时徒隶的埋葬标记。此外，还有吉语砖、纪年砖或一般墓主姓氏的砖。居室砖、墓砖以外，仓砖、塔砖，往往带有记事文字。明、清时期，北京的城墙砖砖面多有造砖年月、地点、窑工姓名等，这与明代长城砖一样，都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七、货币货币是伴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中国古钱币的出现和发展，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先秦时期是古代货币从孕育、产生到成长时期，由贝到金属铸币，并发展成布币、刀币、圆钱、铜贝和金钣等几种货币系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金、铜并用的货币体制，并以秦“半两”统一全国的铜钱。西汉承袭秦制，半两钱屡次减重，名称和重量逐渐分离，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8年）建立了“五铢”钱制。王莽统治十余年，进行了四次复古倒退的币制改革，较常见的货币有“货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货布”、“大布黄干”等，而“一刀平五千”及“国宝金匮直万”则极为罕见。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复五铢钱制。三国鼎立，蜀铸“直百五铢”，吴铸“大泉五百”及“当千”、“二千”、“五千”等，均不断减重，币值不稳。魏沿用“五铢”钱，币值尚较平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名目繁多，至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故自汉至隋五铢钱未断流通。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建立了新的货币体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开元通宝”，自此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此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铸会昌“开元”，背文有二十余种。此外，还铸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多种货币。五代十国时期，铜钱以外，铅、铁钱一度盛行。宋代实行以铜钱为主，纸钞和银锭为辅的混合流通币制。北宋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徽宗赵佶亲书“瘦金体”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流利多姿，为泉币家所赞赏。辽、西夏、金、元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铸货币币形都受宋朝影响。元代的统一，发展了纸币制度。明代自朱元璋为吴王时所铸“大中通宝”钱，直至崇祯十六帝，有十帝铸有年号钱。洪武八年（1375年）曾建立纸币本位制，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钱、钞平行流通。清代白银货币地位加强，实行银、钱并行。清入关前，铸有“天命”、“天聪”钱。顺治入关，清朝建立，铸“顺治通宝”。此后，各朝均以自己的年号铸有年号钱。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广东始铸“光绪元宝”银元，面为团龙纹，库平七钱二分，通称“龙洋”。清代的纸币，始于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铜元是仿外国铜币并保留制钱本位的无孔机制铜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在广东制造，称为“光绪元宝”，后在天津铸造者称“大清铜币”，这种铜币到民国时期，仍在通用。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铸“永昌通宝”，同年张献忠铸“大顺通宝”，清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铸“太平天国”钱，其中有一种双龙纹大铜钱，制作十分精美。八、印玺在中国历史上，造纸术发明之前，国家政令文书、私家函牍类皆书于竹帛，行文寄发则用绳捆缚，打结封缄，另制凹形木检（俗称封泥匣）绳结置于其中，封以紫泥，上盖玺印，以防私拆。据近年长沙马王堆考古发现，凡箧笥、陶瓮存有丝帛、酒食者，皆有封缄之制，封泥钤有“轪侯家丞”、“右尉”诸印。清代临淄出土的封泥，有汉“严道橘丞”、“严道橘园”之名，以马王堆汉墓封泥之制衡之，皆蜀郡严道县向齐王有关贡橘之遗物。玺印作为凭信，由来已久。今所见古代玺印中，不论铸印或刻印，印文往往有“信玺”、“印信”之称，其无此两字者，亦有凭信的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定玺印之制，天子独以印称玺，他人不得妄用。故流传古玺印中有先秦官玺、私玺之别，秦以后又有官印、私印之分。东汉以后，纸张代替简牍，封泥之制逐渐消失，而签字盖章，火漆封缄，迄未稍歇。宋、元以后，篆刻之学应运而起，并在中国美术史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家论玺印之为用，约有四端：一曰寻文字之同异；二曰稽氏族之源流；三曰证舆地之沿革；四曰补职官之缺佚。玺印有铜、玉、金、银诸质，而篆刻除上述质料以外，由于石料质软，容易奏刀，故多用石印，其石以田黄、鸡血为贵，一般则用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为之。篆刻名家如元代的吾丘衍、赵孟頫，治印得书法效果；明代文彭、何震采用汉印刀法，有所创新；清代丁敬、黄易等八人，继承古法，各具风格，游于杭州，誉为“西泠八家”，其后，邓石如、吴熙载运用汉篆笔意入印，人称皖派，与“西泠八家”形成的浙派并为清代篆刻两大派系。清末，赵之谦、黄士陵、徐三庚、吴昌硕等，各创印派，俱有新意，为发展篆刻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九、竹木牙角器竹木牙角器在工艺美术品中虽然多是小器，但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考工考史，源远流长。《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由此可见，古人在礼器的制作上，除了玉笏之外，牙笏、竹笏是仅次于玉笏的礼器。在考古发掘中，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古代的竹木器不易保存，故发现甚少。就竹器而言，目前所见到的较早的竹雕器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雕龙彩漆竹勺。北周瘐信《奉报赵王惠酒》诗，有“野炉然树叶，山杯捧竹根”的诗句，可知当时雕竹制器的概况。唐代竹刻见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所记当时竹刻技艺及作品与金银器镂錾、石刻线雕同一意趣。明、清时期，竹刻艺术达到了高峰。清金元钰《竹人录》称：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不如朱。”明末，朱松邻（鹤）创为嘉定派竹刻，子朱小松（缨）、孙朱三松（稚征）三世相传，声名甚著，且三代俱工书画，兼雕犀角、象牙。清初名师吴之璠为三松之后第一高手，与之璠同时稍后者，有嘉定封锡禄，封氏一门皆精刻竹，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兄锡爵、弟锡璋同时入京，以艺入值养心殿造办处。与锡禄同里之周颖，字芷岩，精绘事，幼曾问艺于王石谷，兼擅刻竹。嘉定竹派延续到清代中期，后继者达数十人，其间潘西凤、方洁诸家，以浅刻见重，成为清代竹刻的殿军。木雕器物与竹雕有类似之处，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木猴，刀法简练，自然生动。唐、宋以后，各种木雕如佛像、人像、鸟兽、各种木器、杂器等，尚多有保存。硬木家具，首推紫檀，次为黄花梨和红木，明、清所制，多有精美的雕刻，有的还嵌有犀角、象牙、螺钿等装饰。牙、角制器，起源甚早，在旧石器时代居住于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以穿孔兽牙作为装饰品项链，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萌芽，同时还用兽骨、兽角制做工具，从事狩猎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骨、角、象牙器的制作已很普遍，有的器物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及蚕纹象牙雕圆形器，山东宁阳大汶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象牙梳及嵌松石骨筒，是原始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牙骨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嵌松石兽面纹象牙杯和兽面夔凤纹带流象牙筒，在商代象牙器中是仅见的。河南陕县春秋虢国墓出土有象牙鞘铜剑，鞘用整块象牙雕制，外壁满饰蟠螭纹，是春秋时期工艺价值极高的牙雕工艺品。唐、宋时期的象牙器，流传下来的除牙笏外，上海博物馆藏唐镂牙尺一支，此类象牙尺当时传入日本者甚多，现藏奈良正仓院。明、清时期，象牙雕刻分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两类。宫廷制作者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照绘画笔意，着色填彩具有一定章法；广东牙雕以多层象牙球、龙船、宝塔、梳妆盒为有名。至于牙箸、牙簪、扇股、仗首等，各地都有制作。角制品自古以来多以鹿、羊、牛角为主要原料，在考古发掘中，有不少角器出土，但未发现犀角器物。犀角为珍贵兽角，色黑褐或黑红，不但可以制器，且为名贵药材。《汉书·南越王传》有献文帝“犀角十”的记载。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物中，有装满竹笥的木制象牙、犀角模型，同墓出土的竹简记为“木文犀角、象齿一笥”，以显示墓主人的财富。这说明了犀角、象牙在古代是十分难得的宝物，至于犀、象制品就更为珍贵了。明代初期，郑和航海，增进了中国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犀角、象牙自远而至，犀、象雕刻艺术与金、玉、竹、木同为艺林珍赏之品，虽有官方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之别，但雕刻并无严格分工。明鲍天成以治犀著称，而濮仲谦则是雕刻工艺的多面手。清代中后期，由于犀角来源稀少，因而虬角成为犀角的代用品，虬角即海象牙，断面无纹，中心呈脑状，体小于象牙，多经染沁呈绿色，所制多为精雕小品。十、文献文献指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着重收录上起有文字史料价值的甲骨刻辞和战国、秦汉以来竹简、帛书、文书契约至宋、元以来善本古籍。甲骨文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学是近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分支。自1899年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甲骨文共有十五万片以上，保存文字约五千个，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内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军队、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等，为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年各地西周甲骨的发现，如陕西扶风与岐山两县的周原遗址、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和北京昌平白浮，均有刻字甲骨出土，尤以周原甲骨对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竹简、帛书的发现，如江陵、长沙、信阳墓葬出土的楚简，云梦出土的秦简，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简及帛书，甘肃、新疆等地出土的汉简等，不但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在中国书法史研究上亦多是空前的发现。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书，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差科徭役、兵役文书、户籍残卷、受田文书、退田文书、高利贷契约、寺院经济史料等。宋代以后的文书、契约及各类档案，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籍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书于竹帛，或称竹素。造纸术发明以后、印刷术发明以前则书于纸卷，手写传抄，数量极为有限。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先后东传朝鲜、日本，南传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传至欧洲。唐代的雕版印刷术仅限于民间。官府雕印书籍，到五代时才开始。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兴盛时期，刻书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并举的局面。当时刻本文字大多源于古写本，并经精审校勘，由于古写本日渐稀少，宋刻本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更由于雕刻十分精美，成为雕版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辽、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刻书，且有不少善本保存下来，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一批辽代刻印的佛经、书籍、木版彩绘佛像等，这是辽代刻本的首次发现，其中不少刻本是在燕京（今北京）雕版印刷的，这些发现弥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中国古籍除了雕版印刷外，尚有抄本、稿本、名家批校本等，均属古籍中的善本。史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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