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古陶瓷的发展史略，概要叙述了中国古陶瓷的发展脉络与成就。这是从事古陶瓷鉴赏与收藏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分是历代古陶瓷名窑名品鉴赏，重点阐述、品评我国历代具有代表性陶瓷的时代风格、艺术特征，介绍古陶瓷真伪辨识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第三部分是关于古陶瓷鉴定与收藏方面的相关知识，内容涉及古陶瓷的鉴定与辨伪，古陶瓷收藏，市场行情及前景展望等。作者在梳理总结个人陶瓷研究、鉴定心得体会的同时、广泛地吸取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已故知名陶瓷学者陈万里、冯先铭先生，以及至今仍笔耕不辍、身体尚健的学者、专家史树青先生、耿宝昌先生等。

本书分“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处”、“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会议烈士陵园”等六个部分，介绍了遵义会议会址。

从远古时期空旷山谷中的石器敲击声到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的出现，从周口店北京人的微弱火光到煌煌大观的礼乐文明的形成，中华古代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历程，期间的每一步都蕴涵着远古祖先的辛劳与智慧，也蕴涵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和梦想。 在中国古文明漫长演进的过程中，三代礼乐制度的逐渐确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它不仅成就了中华古文明的基本特征，也为后世的历史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文化资源。此后的文明，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还是秦汉时期的“合”，乃至后世的种种形态。虽然也不断有新的因素介入，但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内蕴却基本没有改变，由此形成了持久连续的文明特质，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从远古到夏、商、周，从祭祀、战争到日常生活，我们都能在文明的遗迹中印证古人的社会和制度，从古人的器物中发现他们的情感和思想。

本书记述了作者在岩画研究事业上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一部当今岩画学的简历。记录了作者发现贺兰山岩画的过程。

我国瓷器烧造，历史之悠久，品种之繁多，器型之丰富，技艺之精湛，风格之独特，世所罕见。瓷器的基本属性，在当时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今天，民国之前的瓷器，大多失去了实用价值，而独具审美价值。明天启、崇祯二朝历时24年，此时官窑瓷器停烧，而民窑瓷器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取代官窑，达到了明代民窑的顶峰。由于此时期官窑器不见，故有关这时的瓷器专著极为少见，偶有涉及亦多以明末清初称之。从陶瓷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明末清初瓷器确有相似之处，但受时代环境、社会风俗及审美情趣的影响，二者之间必有不同之处。本书以大量纪年器、墓葬出土器及文物类型学方法排比出两朝典型器物，从器型、胎釉、底足、彩料、色釉、纹饰、款识等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对其时代特征加以总结，并有独到的见解，资料翔实可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堪称民窑瓷器鉴定的工具书。

《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有以下几点看法：一、尽管贺书自述“《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不是对六朝都城的全面研究”，但他能独辟蹊径，以六朝瓦当的发现，阐明与六朝都城的关系，并据此“对六朝都城做复原性研究”，我认为这是《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的一大特点。二、六朝瓦当过去虽有发现，但较零散且多为采集品，故不如秦汉瓦当和北朝及唐代瓦当那样受人重视。近年来随着南京城市迅速开发与建设，大量瓦当出土，且有地层依据，因此逐渐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我注意到，作者近年已经发表了数篇有关六朝瓦当研究的文章，《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能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整理，是开六朝瓦当系统研究的先河。三、《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对六朝都城复原性研究，除用瓦当为主要依据外，还以“人工河流的因素”，突出其对六朝都城规划的影响；同时除对都城和宫城本身的阐述和考证外，还以较多篇幅阐述都城内的主要礼制建筑、太学及六朝都城规制中的若干特点，又考证了附属于都城四周的其他重要建筑“空间”。这都是《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对六朝古都南京出土瓦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云纹、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四类瓦当分类型、时代、比较进行介绍和论列，还对六朝都城的建筑方面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篇，并配有大量的插图。

《故宫学刊》的创办，起于筹划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的去年；《故宫学刊》第二辑的出版之时正是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之际。对于定位于学术性、国际性、开放性纪念主题的故宫博物院来说，两辑《故宫学刊》的出版就是很好的纪念。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的核心内容是四个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一是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故宫博物院80年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的百余篇论文专集出版；二是与中国紫禁城学会共同邀请中外学者召开“中国明清宫廷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会议论义由《故宫博物院院刊》10月份第5期出版“古建筑研究专辑”；三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成立暨“《清明上河图》与宋代风俗画国际研讨会”；四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暨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两个学术会议的论文分别有专集、专辑出版，后两个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及有关故宫研究的其他内容则由本辑《故宫学刊》承担，其中有些论文是作者特地为故宫博物院80年院庆撰写的，这些都可算是本辑份量较重的原因吧。

《楚地简帛思想研究（2）》主要内容包括：上博楚简、上博简《从政》、《周易》校读、上博简《容成氏》政治哲学思想探析、《容成氏》“尚贤”思想辨析、楚简《昔者君老》新注、上博楚简《恒先》专题、《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上博楚简《恒先》篇哲学思想探析等。

明末清初瓷笔筒是瓷器收藏热门中的热门，它既具有实用性、观赏性，又具有文物价值和巨大的增值潜力，因此颇受追捧。本书收选了一百多个此时期的真品瓷笔筒和39件现代仿制的瓷笔筒，现身说法，对每一器物的细部特征和鉴别知识逐次讲解，并通通配图对照；更可贵的是，对每一器物的底部均有照片，这是其他书无可比拟的，因为底部是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以瓷笔筒为专题的鉴定读物的出版将对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巨大的帮助。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天津人，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王襄和王懿荣基本同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买者之一。王懿荣虽然最早鉴定并购买甲骨，但他在1900自杀殉国，没来得及对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研究，因而没有留下此学的论述，王襄不仅有鉴定，购买甲骨之功，还有著述传世，对甲骨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写的簠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此书于1920年出版，1925年他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公布了他收藏的五千多篇甲骨中的精品。王襄早年家境清贫，但他千方百计购求殷墟甲骨文，并为保护我国这一古代文化珍品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一九三四年王襄由湖北回天津时，将甲骨和其他什物叫铁路局装箱运回天津，但在天津提取托运物品时，发现其他箱物都在，只有装甲骨文的箱子不见了。这些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宝贝”不翼而飞，真使他焦急万分。后来辗转查找了五十多天，终于在张家口站找到了这箱甲骨，原来，铁路上负责托运行李的人以为此箱中装有无价的珍宝，但打开一看，却是枯骨断龟。幸好他们不知甲骨文的珍贵，故又弃置，甲骨才幸免于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襄失业在家，生活拮据，天津的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将甲骨卖给日本人，但王襄推说甲骨已存放内地，为了不使祖国的珍贵文物流往国外，他宁肯卖衣物和家中什物维持生活，也不要日本人的高价。抗战胜利后，北京藻玉堂书店的老板和几个高校的负责人到天津和他纠缠了一个多月，要购买他收藏的甲骨，虽然此时物价飞涨，但他仍不为重金所动，一口回绝了他们，王襄后来说：“甲骨是祖国的瑰宝，现在没有新的发现，将来也不会发现的很多，卖给那些大学，都是外国建立的，将来也会流失异帮，等到中国人想研究就困难了。”解放初期，直到1952年，王襄家中仍很困难，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询问他是否有意将甲骨售与美国某大学，王襄也一口回绝了。1953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馆馆长，他将毕生搜购珍藏的甲骨文全部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