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对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张光直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学者李济先生，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运动发生之初，张光直先生即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理论论辨之中，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本书即是当时论辨的产物之一，主要涉及的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即使偶尔使用一些考古学史和中外考古的具体例子，也纯是为了使理论概念更为突出和清晰。可以说，考古理论乃是本书的灵魂，而本书则奠定了先生一生辉煌学术成就的基石和灵魂。

钟表从明朝末年进入中国宫廷，皇帝们便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竭力搜罗、制作、收藏，使得钟表几乎充斥与皇宫的各个角落。本书即向人们展示了明清时代各式各样的钟表。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北京现有的文物遗存丰富，而且弥足珍贵，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是北京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统计，仅北京文博单位收存的文物即达200余万件，埋藏于地下和散存于民间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而且近年来多有发现。这些文物对于人们认识和了解北京，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乃至北京文化都是极为珍贵的。多年来，这些文物虽得到妥善保存，但却难以示人，只有少量文物得以在博物馆展出。对于热爱北京、热爱北京文物的人来说，不能一睹这些文物珍品，是一大憾事。 北京的文物素以文化内涵深厚，精品众多著称于世。通过多种形式，把北京的文物藏品展示出来，是文物工作者所肩负的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责任。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就是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从北京文博单位的各类文物藏品中，选出传世和出土的数千件精品，分门别类，辟卷出版，不但满足了文物爱好者的需求，更是对北京文化一种全面深入的推介。这件事情，也是北京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共17卷，即石雕、石刻、陶瓷(上、下)、玉器、青铜器、古钟、佛造像(上、下)、金银器、书法、绘画、古籍善本、织绣、家具、工艺品(上、下)等。其中许多文物不但艺术价值高，而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出版者力求通过这部大型文物图录，使人们不但领略和欣赏到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也能深切地产生历史责任感，将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并发扬光大，让北京文化在新时代写出更精美的篇章。

《故宫藏明清雕漆》介绍了雕漆的工艺技法，雕漆的产生，浑厚圆润的明代早期雕漆，渐露变化的明中期雕漆，锋棱俊秀的明晚期雕漆，以及承前启后成就辉煌的清代雕漆等内容。

1992年，根据教学的课程安排，我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为了备课，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也开始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做一些思考。在这之前，大约是上一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受国外考古学理论思潮的影响，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出于对中国考古学前途的热切关心，先后举行了几个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热烈的论辩。因为我的学校所在地偏居学术中心之外，对前几次的讨论只是听到一些传闻，后来也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报导，可能是孤陋寡闻，总以为他们是在空谈。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空谈误国，我也这么认为。1989年2～7月，我到北京在文物出版社加工和修改《泗水尹家城》的稿件，利用间隙，到北京大学去旁听一个美国学者讲授民族学和埃及考古的专题课。课间，碰到好友蒋祖棣先生，他在哈佛大学从张光直先生学习，记得当时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玛雅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课后，受邀到他家里，我们就中国考古学的相关问题（包括当时出现的考古学思潮）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坦率地说，这次谈话对我有很大触动，感受较深的是我们关心中国考古学，就必须思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并汲取他们的教训。稍后，北京大学考古系请童恩正先生发表演说，实际上是以座谈会的方式在阅览室进行的，我也和其他一些同志前往参加，主要议论的也是与中国考古学有关的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1991年8月下旬，在一些青年学者的热烈倡议下，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出面组织，在山东省兖州唐庄召开了一次有二十几个人参加的“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为期一周，与会者除了三位年长的前辈专家之外，余者皆为来自北京和各地的中青年学者。会上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向等问题，不同观点之间从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辩论，气氛很是紧张。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当时的一些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对事业的执着，使他们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对中国考古学的前途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虽然这股风潮并没有像美国新考古学那样明显地改变考古学的方向，却也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先后到日本和美国做短期访问，并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单位进行了多年包括调查和发掘在内的合作考古研究。因此，对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了一些直接的和感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既然考古学的目的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在这里，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此，自己开始从主观上着力在追求一些东西，即适合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和技术，有些在书中已有所体现。1997年，山东大学教务处设立了一部分教学和教材改革的项目，当时考虑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参考书，就拉着我的同事方辉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靳桂云一起参加，申报了《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这个题目。结果中选了学校的项目，翌年还被列为省里的项目，钱虽然不多，但它频繁的检查总是在不断地督促着我们。否则，像我现在这种工作情况，很少会有时间进行这一问题的系统研讨。这样前后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为什么选择方辉和靳桂云参加这个项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方辉教授的英文很好，他本来就为考古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外国考古学》的课程，又正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访问一年，有机会系统了解一下西方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再加上我们一起和美国学者开展的合作考古项目，也有与美国考古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所以他是撰写“国外考古学理论流派”章节的合适人选。靳桂云博士本科和硕士期间都是学习考古学的，1989年获硕士学位，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刘东生教授学习环境考古。因此，请她负责“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这一部分是比较理想的。其余部分则由我来完成。本书如果能够对中国考古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正在就读的各个层次的学生和相关学科的人员有所帮助，也就实现了我们的初衷。应该说明的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是几代学者艰苦努力、不懈追求的结果。文中所表述的理论、方法、观点、思想和技术等，既有国内学者的，也有国外学者的，我们只是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加以系统化，使之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思路。直接引用的观点和内容，尽量在文内注明出处。同时，还在全书最后附加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参考书目，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和查阅的索引。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本书回顾了20世纪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成果，从发现与研究简史、分布与文化特征、类型与分期、社会经济形态、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介绍了甘青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并对其族属进行了初步探讨。本书配有彩图8幅，插图39幅，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册以大量彩色图录介绍了龙门石窟宾阳洞区窟龛造像的内容、形式和时代特征，以及其中重点洞窟的大致情况。

本书介绍了北方多民族的佛教艺术、佛教的发展及佛教艺术品的形成、中国佛教的传入及佛教造像的产生等。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1]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1]，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十足的学术论著，甫经出版即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由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于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80年代为止，《词与物》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评论意见几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称颂，就是愤然声讨，两造的领军人物也个个了得：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也连续发表批驳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们同似乎该不共戴天的共产党人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虽然进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对这一点上，两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这一方的阵容也毫不逊色：冈奎莱姆拍案而起，他于1967年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词与物》的指责，并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福柯所开创的是一条崭新的思想系谱之路，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萨特等所不愿意看到并乐意加以铲除的。

本书介绍了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包括“青龙图”、“白虎图”、“阕楼图”、“仪仗出行图”、“宫女图”、“内侍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