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第一次集中对第100窟内的所有现存壁画、彩塑、文字题记等，作了完整而详细的记录、整理、考证、辨识，为研究此窟的设计构思、图像功能、宗教含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窟规模宏大，内容复杂，许多壁画的细部，普通视距无法辨识。幸运的是，米德昉撰写此书时，第100窟内正在进行大规模保护工程，窟内搭起了数层高的木板架子。承蒙敦煌研究院罗华庆副院长的特别批准，米德昉得以在架子上仔细观察、辨识、记录大量壁画细节和题记，因此机缘，弄清楚了许多前人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使我们对第100窟的认识更加全面和详尽。此书在某些专题研究上有新的成果。例如，由于第100窟规模宏大，窟顶距离地面较远，观者很难看清窟顶壁画及其数量众多的墨书题记。米德防在高架上仔细抄录了所有题记，并与现存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作细致的比对校勘，弄清了窟顶千佛图像的经典依据，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知的书写方式，使我们对“千佛”这个贯穿敦煌壁画千年历史的重大题材及其表现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以唐代帝陵为中心，讨论了汉唐宋时期帝陵陵园结构的演变，以及汉唐宋帝陵及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则。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帝陵有着其内在的承袭和发展的脉络，这不仅表现在陵园结构及其名称的继承上，而且还表现在汉、唐、宋时期对帝陵陵地中诸陵相对位置关系对五音昭穆制度的采用。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考辨，以唐陵布局为切入点对唐陵制度进行探索，并成功地将唐陵布局的空间跟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认为其核心精神是“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唐陵布局及其变化蕴含着帝国的政治及礼制；而汉魏至赵宋帝陵制度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则体现着共同的政治伦理，是传统社会共同的历史文化精神影响的产物。

东汉明帝永平求法，佛像由此传人中国。汉末桓、灵帝时，宫中设华盖以祠佛陀、老子，佛像为上流社会所供奉。三国时康僧会从交趾届建业传播佛法，“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佛教信众广及民间。中国其时已知供设佛像是印度佛教之必需，汉籍中称佛教为“像教”，这就是起因。寺院、石窟乃至于瘗埋的明器上塑绘铸刻的佛教图像，是佛教为像教的明证。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离开了印度文化的语境，落足于新的土壤上，依草附木是佛教生存和传播的策略，像法和佛法就成了相互维护、彼此照应的内容。从汉代佛教图像的初传到唐宋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确立，中国佛教美术经历了几轮的改梵为夏，图像与样式是其中的关键词。从佛像传播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过程，图像与样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不仅是绘塑本身，也远不止于窟寺、塔庙及其像设形貌。在这形形色色的背后，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路，类似于丹纳说的“精神气候”，它的变化决定了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道释画的兴起即由精神气候所生，而图像与样式则是它的“表候”。《图像与样式（修订本）：汉唐佛教美术研究》即以图像与样式为题，将不同时期发表的汉代至唐宋时期佛教美术的论文串连成编，一方面用以勾勒佛教美术中国化的文脉源流，另一方面从美术品的遗存中寻出图像样式作为关键词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讨论的问题虽是专题式的，有大有小，但展开的是美术史的常识系统和回到常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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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文物资产管理是重点和难点，不仅数量最多、性质最复杂，而且被行政管理职能掩而系统阙如，具有突破和示范作用。讨论国有文物资产管理，避不开的前提是将文物资源资产化。本书从文物资源资产化的基点和难点、区分文物行政管理与国有文物资产管理、国有文物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全局性意义等几个方面，集中分析、探讨了国有文物资产管理制度的相关课题，揭示了文物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文物保护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全局性、系统性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商丘汉画像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由概述、典型墓葬介绍、画像图录、附录四个版块构成。内容包括：永城堌上村汉画像石墓、夏邑程庄汉画像石墓、永城僖山汉画像石墓、永城酂城汉画像石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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