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方老之前，我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心想：人家是大师，我能采访得好吗?后来认识方成的朋友都对我说："不用紧张，方老最爱聊天了。"他们还给我讲了个方老的趣事，说他家的厅里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多功能厅"几个字。所谓多功能就是：吃饭、睡觉、创作、查资料。据说，那里书啊、资料啊堆得到处都是，杂乱无章，只有方老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旁人进去都不知道路在哪儿，一趟，哗!倒一片。 于是，我满心打算一睹这"多功能厅"的真容，但还是晚了一步，方老已经搬进了新家，在客厅里弄起了一面墙的大书柜，从此多功能厅便成了干净整洁的客厅。 与方老聊天后，我觉得他与别的漫画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漫画家。 方老文人气十足。他爱读书，跟我聊读书、聊他如何走上漫画的道路，更乐于给我讲解什么是幽默。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方老涉猎很广，也很深，古今中外，从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小说到侯宝林的相声、街头巷尾流传的笑话，从其题材、情节到最细小的某一段对话、台词都记得非常清楚，讲述得惟妙惟肖，而且分析得鞭辟入里。 其次，方老很有品位，赞赏高素养的幽默。在能使人发笑的作品中，方老把其中逗笑的成分分成两类，一类是滑稽，一类是幽默。他认为幽默是高于滑稽的，含有幽默成分的作品更应当被认为是艺术品。这实际上也很好理解，滑稽、搞笑、逗乐都是引人一笑就行了，而幽默不但要让你笑，笑后还要让你深思，这其中所要求的就是对事物和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生活超过常人的豁达态度。 方老把研究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众多的漫画家中，方老应该算是出书很多的了，仅关于漫画理论和幽默研究这方面的书他就出了10本。 最令他感慨的就是1984年出的第一本书《幽默·讽刺·漫画》，当年方老写了一篇有关幽默的论文，结果被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一眼相中，一版就印了五万册。此后，他不断地写书，跟"幽默是什么"这个问题较真了足足20年。现在，方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每天还跟年轻人上班一样坐在书桌前看书做笔记，一点一点把自己随时想到的新想法、新观点写下来。他跟我说，他的计划是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我想这是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特有的执著，也是一个漫画家对于给漫画以生命和艺术感的幽默应有的热情。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桥，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在这样一个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来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幺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程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就不赘言。）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为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抱怨的事情。可是，很快地，我也发现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环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人来说，去图书馆借书并不是那么方便；去逛重庆南路很辛苦；到牯岭街的旧书店，狭小的空间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几近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阅读的机会，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阅读比作狩猎，太多动作需要借助别人的协助时，这种狩猎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所以，起码对我来说，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的阅读环境，意义相当特别。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开，在软件的内容上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许多书店与图书馆的公共设施也越来越方便，在硬件的设备上让人更乐于亲近。不要谈网络了。我从网络上买来的旧书很快就越来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所以，固然时代的推进总会破坏一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但我永远是乐于从美好的那一面上观察的──尤其是在阅读的狩猎这件事情上。可是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看过《大敌当前》（EnemyattheGate）那部电影吗？那个在列宁格勒战役留名的狙击手，是从小跟着爷爷埋伏在雪地里猎取野狼的。越小接触一个狩猎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一个猎人。在阅读的领域里，也是如此。有关阅读，我们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学校。而今天的学校，只是一个教你如何接受阅读的喂食，而不是阅读的狩猎的环境。我们会另外找机会再谈这个主题。把阅读比作狩猎，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说法而言，在书籍上用到「hunting」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forbooks」，换句话说，去搜寻书来珍藏。是否阅读倒在其次。因此我们这次英文书名就定为「HuntingforKnowledge」，以作区别。至于HuntingforBooks，是的，我们也会做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猎中，猎物应该是躲你犹恐不及。但是在阅读的狩猎中，书和知识这个猎物却是有灵的，只要你诚心找它们，它们会迎上你。

本编以《四库全书》本《辩證》为底本；四库本原附馆臣注于行间，数量较多，今改为页下注全部保留，即校勘记之“四库本原注曰”部分。本编以钱熙祚《守山阁业书》本《辩證》为参校本，即校勘记所稱“钱氏校本”者。钱氏校勘记中之有债值部分，予以充分吸收，不收敢攘善，特注明“钱氏曰”字样。凡整理者所加按语，一律冠以“今按”二字。原文中的明顯错误（如已己已等）由予径改，不出校记．点校者在对原文施加新式标点的同时，适当分段，以清眉目。《辩證》一书及四库本原注、《守山阁业书》本所附钱熙祚按语，封古籍大多採用缩略或约定俗成的名稱，如稱《左傅》为《傅》，《魏书·官氏志》为《魏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唐世系表》等。钱熙祚校勘记中徵引了部分残宋本原文，本编分别補入各卷，特加陰影处理，以示區别。为方便读者检索，本编制作了姓氏笔蓄电划索引附於书后。

张艺谋的雅典“黑色8分钟”短短8分钟。相当于3000米的中长跑。但张艺谋这次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似乎确实不那么尽如人意。酝酿了那么长时间，事先预热和铺垫了那么多，还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到头来呈现给人们的却仍旧是那些预料之中的货色，难免给人一种装神弄鬼的感觉。虽然只是短短8分钟，确实破绽百出。看来，没有了“兵马俑”的灵感，不依靠“人海战术”，张导演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人们依旧又看见了那熟悉的“张氏行头”：短得令人尴尬的旗袍，刚柔并不相济的拳术，过分招摇的京剧武生……最后还有那些个——天哪，终于还是在劫难逃！——著名的令人晕倒的红灯笼。红灯笼的数量而且还见涨，以致糊涂的人不免疑心张家是卖灯笼的。网民很快就开始抨击和嘲弄。刚刚狂扁过电影《十面埋伏》的观众们充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导演骂了个底朝天。即使是传统的主流媒体，除了在新闻报道中还做一些常规性的表扬之外，其他如时评版块和栏目，也一反常态地也开始加入这场“反张大合唱”。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的8分钟，成了张艺谋的“黑色8分钟”。最令人感到羞愧难当的是最后那个小女孩的表现，这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民族心理的弱点给暴露无遗。一个看上去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唱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市井小调，心里却正担惊受怕。巧合的是，世博会的宣传海报也是以一小孩子为主角。一位看上去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悬在半空中的一枚状如薄荷糖般的徽标。这个平面的海报，看不出小孩是否哆嗦过，但日后的电视采访中，他确实被记者们吓哭过。小孩子的表现恰成谶语。事实上获得奥运会（或世博会）主办权的我们，正像一个受宠若惊的小孩子：本意倒是想热情欢迎，无奈心里有点儿发怵。所谓“大国心态”，无非是叶公好龙。动静真的一搞大，就吓一哆嗦。而刻意表现出来的低姿态，则无非是一种撒娇心理。我无意加入声势浩大的“反张大合唱”。说实在的，我对张导演的工作一向关心得很不够，这次观看雅典表演也纯属偶然。但一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表演，却招致本土观众一片斥责声，却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张艺谋七拼八凑的“中国元素”，如同撒在一张大饼上的芝麻，琐屑而又浅表，这一点民众几乎都洞若观火。也很少有中国人将张艺谋的把戏当真。真正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张艺谋究竟是否已经垮掉，而在于所谓的民族本土的文化精神究竟能否被再现。张艺谋的垮掉并不足惜，需要质疑的是，倘若不是张艺谋，而是另一个人，那么他将如何演绎中国元素？我们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所看到的，是张艺谋江郎才尽，还是所谓的“中国元素”本已支离破碎，难以浑然一体？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文化形态及其表达，寻找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存在方式，然而，这种努力看来正越来越接近于缥缈。我们看到，张艺谋们所演绎的这些可疑的文化元素，正在制造出一种虚构的“真相”，正在慢慢支配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进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否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对这样一种疑云重重的文化“真相”，我们需要一种真正深刻的领悟力和创造性的表现力。而拿这些来要求张艺谋，实在是勉为其难。看来，张艺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方面的缺陷，很可能正是我们当下文化的根本性的缺陷。正如阿Q代表了中国的国民陛一样，张艺谋则是当下病态文化的典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艺谋这三板斧拿去糊弄人家西方人，那倒是绰绰有余的。毕竟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况且，种种开幕式闭幕式的节目，无非是在演戏而已。如果这些所谓的“中国元素”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几乎只在舞台上，在表演的意义上，才拥有了这些文化。他们跟我们的生活无关。倒是电视台的现场解说员无意中一语泄露了天机，他在解说词中称：四年后，我们大家都是演员。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大家只不过是奥运会巨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我们只是在向世界表演想象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曲终人散，奥林匹克乃至所谓的“中国元素”，都将离我们而去。

古言竹者或有谱无画，或有画无谱，为李衎《竹谱详录》开有谱有画之先河，且论述极详，是古代竹谱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全书分画竹、墨竹、竹态、竹品四谱，七卷，尤详于竹品谱。描述了我国三百余种竹类，包括各种罕见竹类，对于其形态、品性、画法均有详细论述。作者征引繁复，其中很多古籍现已亡佚，对于古典文献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阴阳五行之气有清有浊。人之生，得其气之清者必清，而浊者莫干焉；得其气之浊者则所好必浊，而清者莫混焉。夫清之不能以浊，浊之不能以清者，岂日严封畛以限之，高闩闳以绝之哉！薰莸冰炭相反而不可相入，固自然之理也。蓟丘李侯仲宾，海内清流，以“息”名其斋居之室，于世味一切淡如，顾独喜为墨竹。读书余闲，辄游戏于是。久之，遂尽得文湖州不传之秘。尝为一书，论墨竹之法与其病，凡竹之异俗殊名，奇形诡状，莫不谱其所自出，古今诗文有一语及竹者，亦皆摭掎无遗。其好之可为笃矣。夫竹，天下至清之物也，非沆瀣之清素在脾肝间与此君分合，安能好之如此其笃，又安能使风枝露叶萧洒劲严，无一毫尘俗气，若涤笔于冰盂雪碗中而写之耶？抑竹之所以可贵者不特清而已，盖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有不可夺之节焉。侯尝以春官贰卿万里使北景能不辱命而返，其大节之不可夺盖如此。昔白乐天谓竹有似于贤者，世以为名言，若侯者真可比德于竹而无愧矣！

《百姓堂联》共收录中国古今姓氏582个，除《增广百家姓》所收504姓外，增收了当代人口较多的姓氏，如来、姓氏堂号、堂联是由姓氏发展而来的。《百姓堂联》有580个姓氏，2000副堂联，是一本精美的百姓联语，一部精练的姓氏历史，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文化。《百姓堂联》广征博引，资料翔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全书将每一个姓氏八为一个单元，包括姓氏、姓氏读音、姓源、郡望、堂联几个部分。姓源部分以简明扼要的语言介绍姓氏来源，并注明1-3种文献。为节省篇幅，正文中文献以代号形式表示。代号所指文献见书后所附《征引书目》。

《杭州运河丛书》是一套展现杭州大运河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揭示大运河对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发展意义的历史文化卷本，共八本，它们的问世为研究、保护、治理、开发杭州大运河提供了一份可参考、借鉴的珍贵资料。《杭州运河风俗》是其中的一册，涉及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流域内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台吉乃尔蒙古人的音乐文化是蒙古族音乐文化中的重要一支，是一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人生仪礼中的仪式及音乐，不仅体现了台吉乃尔蒙古人丰富的民俗和多彩的音乐，也体现了蒙古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 台吉乃尔蒙古人从新疆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落迁至青藏高原，与当地的藏族、土族、撒拉族、回族、汉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杂居。多民族的居住环境形成了文化间的交流、趋同与融合。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交通相对较闭塞，这对保留古老的民族文化又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对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的人生仪礼的仪式及其音乐的考察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蒙古族古老文化的遗存，也可看到文化的变迁过程。本书借鉴民俗学中有关人生仪礼的研究理论，以台吉乃尔蒙古人的人生仪礼及仪式音乐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其传统观念，尝试着制作一个研究模式图，进行分析、解释。即：将台吉乃尔蒙古人人生仪礼的总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从中间分开，上半部分为人们由生到死的过程中的仪礼，称其为生活仪礼；下半部分为人的由死到生的轮回过程中的仪礼，称其为信仰仪礼。这两部分仪礼的总和，体现出一个台吉乃尔蒙古人传统观念中完整的人生仪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