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赶尸，多少年来一直掩盖在湘西那层层叠叠的大山和虚虚缈缈的岚雾里，令人深感扑朔迷离而又毛骨悚然，它闪现着光怪陆离的奇光异彩，他们是湘西神秘文化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真实的田野调查出发，佐以历史资料的参与，从地理、历史与文化维度对这一神秘事象加以解释，试图走近神秘的湘西赶尸，揭开加诸其上的神秘的面纱。当神秘的色彩被事实冲涤，迷信的积垢被科学清扫，我们发现，湘西赶尸原来是湘西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楚巫文化的一个小小延伸，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特定人群（那些谙熟传统文化且把它转化为生存资源的人，如巫师）的生计方式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本书从馆藏瓷器中精选了百件（唐代：民国）造型纹饰俱佳，并能反映不同时期工艺发展水平的瓷器作品，编辑成册，以飨读者。可以说，这些藏品凝聚着几代文博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记录着一段段感人的往事。

在久远的年代，天空一片纯蓝，青山一片苍翠，江河日夜奔流，人类不断繁衍……一日清晨，玉帝驾坐灵霄宝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玉帝，人间因没有时间管制……”“玉帝，人类不能辩别季节循环……”“不能判别年尊年幼，长此以往，人间怨声载道。”“唔，言之有理……爱卿可有主意？”“该给凡产定时间，给人类定归属啦。再将十二属相作为生肖给人类归属，岂不是一举两得？臣以为，到凡间征选十二种动物来天庭，任它们为属相并作为地支，配上十大天干以记时记年。”“朕封你为‘属相官’，即刻带旨下凡。”玉帝闻言大吉，唤过侍官，传旨，“严格甑选考核天下动物，选拔十二种动物作属相。凡征选上的动物第一个赶到‘时辰阁’报到的，就封为‘生肖王’。属相官不敢怠慢，驾起彩云匆匆飞向人间……此等美事，动物们岂有不争先恐后之理。于是，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采访方老之前，我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心想：人家是大师，我能采访得好吗?后来认识方成的朋友都对我说："不用紧张，方老最爱聊天了。"他们还给我讲了个方老的趣事，说他家的厅里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多功能厅"几个字。所谓多功能就是：吃饭、睡觉、创作、查资料。据说，那里书啊、资料啊堆得到处都是，杂乱无章，只有方老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旁人进去都不知道路在哪儿，一趟，哗!倒一片。 于是，我满心打算一睹这"多功能厅"的真容，但还是晚了一步，方老已经搬进了新家，在客厅里弄起了一面墙的大书柜，从此多功能厅便成了干净整洁的客厅。 与方老聊天后，我觉得他与别的漫画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漫画家。 方老文人气十足。他爱读书，跟我聊读书、聊他如何走上漫画的道路，更乐于给我讲解什么是幽默。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方老涉猎很广，也很深，古今中外，从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小说到侯宝林的相声、街头巷尾流传的笑话，从其题材、情节到最细小的某一段对话、台词都记得非常清楚，讲述得惟妙惟肖，而且分析得鞭辟入里。 其次，方老很有品位，赞赏高素养的幽默。在能使人发笑的作品中，方老把其中逗笑的成分分成两类，一类是滑稽，一类是幽默。他认为幽默是高于滑稽的，含有幽默成分的作品更应当被认为是艺术品。这实际上也很好理解，滑稽、搞笑、逗乐都是引人一笑就行了，而幽默不但要让你笑，笑后还要让你深思，这其中所要求的就是对事物和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生活超过常人的豁达态度。 方老把研究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众多的漫画家中，方老应该算是出书很多的了，仅关于漫画理论和幽默研究这方面的书他就出了10本。 最令他感慨的就是1984年出的第一本书《幽默·讽刺·漫画》，当年方老写了一篇有关幽默的论文，结果被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一眼相中，一版就印了五万册。此后，他不断地写书，跟"幽默是什么"这个问题较真了足足20年。现在，方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每天还跟年轻人上班一样坐在书桌前看书做笔记，一点一点把自己随时想到的新想法、新观点写下来。他跟我说，他的计划是平均每年出两本书，我想这是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事业特有的执著，也是一个漫画家对于给漫画以生命和艺术感的幽默应有的热情。

本书记录广东境内各民族的主要民俗事象，按广东境内三大民系即广府、客家、福佬分编，其它民族做另一编。各编先概述，然后分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社团组织、人生仪礼、信仰、游艺等章节。

湘西民间如果碰上一个女子精神失常，往往会断定这女子是“落洞”了。本书从田野调查出发，指出“落洞”是湘西特定地域、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下的一种特殊历史文化现象。本书的特点不在理论建构，而在于以大量的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触动人们的感官和神经，引发人们通过寻找落洞背后的根源及各种可能性来思考特定的地域历史及文化对人的认识的影响，并寻找二者的关系。 本书着力于湘西民族民间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神秘文化事象的客观描述，作者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试图通过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科理念法则，深入剖析“落洞”的社会历史根源，以满足广大民俗爱好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与对待这种文化事象。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重专著而轻论集，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界患的一种恶性流行病。不是说专著全都不好，但确有不少专著质量颇不怎么样，所谓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而论集呢，当然也不能而论，由于多半是从自己的众多文章中遴选出来的，故更多地闪耀着作者的心智和识见。在这种病态的学术著述出版氛围中，潜明兹先生的《民间文化的魅力》一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桩幸事，也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

《新的文化发展观》是作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撰写的关于文化方面论文汇编。其中有在中央提出牢固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后，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新的文化发展的文章――《新的文化发展观》，有第一次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学理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结合的文章——《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有第一次全面系统探讨十六大以来党关于先进文化理论发展的发展文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十六新论”等文章。

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桥，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在这样一个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来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幺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程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就不赘言。）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为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抱怨的事情。可是，很快地，我也发现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环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人来说，去图书馆借书并不是那么方便；去逛重庆南路很辛苦；到牯岭街的旧书店，狭小的空间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几近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阅读的机会，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阅读比作狩猎，太多动作需要借助别人的协助时，这种狩猎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所以，起码对我来说，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的阅读环境，意义相当特别。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开，在软件的内容上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许多书店与图书馆的公共设施也越来越方便，在硬件的设备上让人更乐于亲近。不要谈网络了。我从网络上买来的旧书很快就越来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所以，固然时代的推进总会破坏一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但我永远是乐于从美好的那一面上观察的──尤其是在阅读的狩猎这件事情上。可是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看过《大敌当前》（EnemyattheGate）那部电影吗？那个在列宁格勒战役留名的狙击手，是从小跟着爷爷埋伏在雪地里猎取野狼的。越小接触一个狩猎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一个猎人。在阅读的领域里，也是如此。有关阅读，我们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学校。而今天的学校，只是一个教你如何接受阅读的喂食，而不是阅读的狩猎的环境。我们会另外找机会再谈这个主题。把阅读比作狩猎，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说法而言，在书籍上用到「hunting」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forbooks」，换句话说，去搜寻书来珍藏。是否阅读倒在其次。因此我们这次英文书名就定为「HuntingforKnowledge」，以作区别。至于HuntingforBooks，是的，我们也会做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猎中，猎物应该是躲你犹恐不及。但是在阅读的狩猎中，书和知识这个猎物却是有灵的，只要你诚心找它们，它们会迎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