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记录和展示闽台民俗文化精粹，推动闽南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增进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厦门市博物馆建成大型基本陈列：《闽台民俗》，并于2010年元旦正式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厦门市博物馆着手编撰《闽南民俗过台湾：文物述说两岸风情》一书，作为《闽台民俗》基本陈列的补充和延伸。闽台民俗包含的内容甚广，举凡生、老、病、死的一切生命礼仪，生活过程的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闽台传统戏曲、工艺、俗谚俚语、歌谣酒令等等，皆是发掘与研究的对象。在林林总总的民俗文化事项中，厦门市博物馆民俗专家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筛选，确定了六个专题，分别为：“唐山过台湾”、“衣食住行”、“冠婚寿祭”、“古味节庆”、“乡土神灵”、“走海经商”。这些内容都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也是最能反映闽台民俗延续性的。编写者不单就民俗说民俗，而是以厦门市博物馆《闽台民俗》基本陈列及馆藏民俗文物为基础，从文物看民俗，这是一种创新，值得肯定。

《汉文化研究丛书：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一直以来，汉代民间信仰是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资深的老一辈学者中如顾颉刚、杨树达、孙作云等，都曾经予以论析；现代活跃在学术界的著名学者王子今、彭卫、孙家洲、葛兆光也曾给予了研究；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学子如沈刚、贾艳红、李秋香等则借此研究获得了学位。那么，汉代民间信仰研究为什么会成为学术热点？研究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换句话说，其研究的趋向在哪里？总之，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研究现状如何？虽然对此有些学者也做过论析，但是对于汉代民间信仰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笔者试图尝试分析，以促进汉代民间信仰研究的深入。

作者夙有改良风俗之志，认为要理解并改良当时的风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书中将黄帝以前至明朝的历史，分为浑朴、驳杂、浮靡、由浮靡而趋敦朴四个时代，希望通过分析总结古俗，“正风俗以正人心，或亦保存国粹者之所许也”。《中国风俗史》初版于1911年，是中国社会史第一部专著，具有开拓之功，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数文化》通过中国人对数量和数字的观念、表述和运用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判断、思维特征、情感倾向和审美趣味，并联系古今承续变化和中外文化比较，来探讨和说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一些事象和特点；行文多举以事例，说解生动，通俗易懂；语言朴实平易，非学术化行文风格。是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趣味性的普适读物。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文化精神》汇集了钱穆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词。先生自言，凡其所讲，无不自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皆是从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书中所谈内容，对于说明人们形成正确的文化精神观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钱穆先生全集：中华文化十二讲》由钱穆先生所作中国文化问题之讲词汇集而成，共十二讲。就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人和人伦”、“理想之人的生活”、“民族与文化”等内容详细发挥，逐一阐述。读此书，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

范丽珠教授与欧大年教授在其合著的《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之中，都从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视域展开了研讨，进行了阐述。这两位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专家既从宗教学理论的角度对民间信仰的意义、价值展开了思考，更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北方农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存在、功能进行了调研，以第一手材料来充实、确证其理论认知。这种非常扎实的研究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注意重要资料的搜集，更强调正确方法的运用。这样，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就可以体验到栩栩如生的民间信仰活动，获得一种动感的享受；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由此还会随着二位专家的思路对宗教信仰的许多基本或根本问题探颐索隐、洞幽烛微，催发自身静态的深思。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在当今创新社会认知及社会管理的环境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应该承认，我们对这些民间信仰的了解并不很透彻，不同理解之间的分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作者们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的深入发展将起到引导和启迪作用，其揭示出的基础民众的精神生活及社会结构，也使我们对当今民众的信仰发展能有更清楚的认识。

《癸巳贺岁（2013年）》讲述了关于蛇的文化。关于蛇，人们既熟悉，又惧怕。因为它的形态给人的印象是狰狞、可怕，故而蛇便成了阴险、凶恶、狠毒的代名词。然而，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蛇曾经是美好的象征，是受人崇拜的形象，因为它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图腾，一种原始宗教神，后被称为始祖神。

本书介绍民国时期的各种风俗，如饮食、居住、交通、丧葬、服装、礼仪等。

《欲望厨房》是焦桐的第一本“诗房菜”，一场惊天动地的味蕾与文字的情色革命，既肉欲且性感。焦桐异想天开，把食谱写成了诗谱，将书房变成了欲望流溢、春情荡漾的厨房，“所有想象都在一只／高温而润滑的炒锅里，所有的／材料，充满暗示——”（《寻花问柳》）。他就这样正邪（谐）不分、荤腥不忌地上菜，以“壮阳”为主题，大火热炒，文火炖煮，冷嘲热讽后再加以焦虑焖烧，终成兼具巧思创意与解构批判的奇馔佳肴。而“壮阳”神话也就在文字色香味的交媾亢奋中，不断勃起，不断龟缩，展现其暧昧矛盾的多义性。原本“壮阳”即“状阳”，以形补形，眼见为信，于是乎，形状愈屌者（如虎鞭）愈具补肾固精之功。但焦桐硬是把“状阳”的“壮阳”之物，写成呆头傻脑的“戆阳”，像卷在培根中“允执厥中”的热狗香肠，也像裹上蛋糊“一柱擎天”的油炸香蕉，其呆蠢笨拙、不知曲直进退的尴尬模样，引人噱笑。而焦桐最促狭的拿手绝活，却是把“壮阳”写成了另一种挑战威权的“撞阳”，以自创的“我将再起”鱼汤一道，水煮浙江奉化县溯溪而上的小鱼（编按：奉化为蒋介石故乡；“溯溪而上的小鱼”也是蒋的励志嘉言；该道食谱所提及的《荒漠甘泉》亦是蒋爱读的书）。在政治语汇泛滥的台湾，他这种横冲直撞的“食”验精神，当然少不了也把“心灵改革”变成了清蒸螃蟹一道，把“戒急用忍”煮成了白斩鸡一盘（编按：分别影射李登辉、陈水扁的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