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先后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天津市哲学社舍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委托，承担了《日本近代化研究》这个课题。经反复讨论，决定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为主，吸收南开大学法律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天津市委党校等兄弟单位20余位专业研究者参加，在统一规划下，分别撰写专题论文，前后形成一部类似日本“讲座”式著作。从那时起历时8年，终得问世。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3000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我知道什么？”原是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据巴黎加尼埃兄弟出版社版本译出。

据巴黎加尼埃兄弟出版社版本译出。

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译出。

书摘：英国的议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过之事，现在有人提出质问，则不能做，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种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高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部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出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 of the 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高，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人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海洋国家》之要旨，是政府之权威必与民间之经济力量互为表里。以英国而言，土地之占有为决定性之因素：如果社会上某一阶级占有土地为全国一半（他称之为“平衡力”[bal- ance]）或一半以上（他称之为“超平衡力[overbalance]），则政治力量必落在这阶级手中。英国已经有了一段这样的变化。蔷薇战争（Wars of Roses）以来，亨利七世将大桩地产强制分裂，亨利八世又没收寺产，也在拍卖赏赐时化整为零，于是迄至17世纪，英国已产生不少中级地主和小自耕农（yeoman farmers）。本来控制于政府的权力也早应落入他们手中，只因伊莉莎白以她的手腕延迟这种发展。可是这种趋势终不可免，于是17世纪掀动全国内战。在哈灵顿看来，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是绝对皇权，也可为封建皇权，或共和制，依土地在一人掌握之中，少数人掌握之中或多数人领有之中而定。在他的时代，英国已走上了第三途径。并且政局之妥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视经济条件而转移。大势既决，执政者仍可以从中调节，力求均衡。他建议英国行土地法，限制地产，使每一个家庭由地产所得收入每年不逾2000镑。超过此数，即须分配给各个子孙。哈灵顿的书中仍包含若干乌托邦的性格，例如作者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以为选举立法代表之凭藉，再按他们的贫富编成步穴及骑兵。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可是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则是现代国家之一般原则。《海洋国家》也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 of office）与秘密投票。这当中有很多特点显然受到威尼斯的影响，经过他的传介，这些影响以后也及于美国。中国的读者务必看清，《海洋国家》虽然主张限制土地所有之最高额，但与中国的均田有天壤之别。中国之均田、占田或限田，使每家分得50亩至百亩之土地，全国之小自耕农不下数百万至数千万户。英国之土地集中于贵族手中时，领有爵衔之贵族通常不出一二百人。即在17世纪土地已一再分散，但是与中国土地之零星分割使用仍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 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哈灵顿的方案，最高限额每人只能有2000镑之收入，然则据估计，当日英国全国之土地收入也只有1000万镑，所以只有5000个如此之大地主，即可以将整个国家之土地全部霸占，使其他的人户全部成为他们的佃农（英国17世纪人口在400万至600万之间）。从这些条件看来，哈灵顿的建议只是预防唐朝“藩镇之祸”形态的巨家大室危害国家安全，他没有以纯粹经济上的理由禁锢自由的发展。除了这2000镑年收入的限制之外，哈灵顿愿意让现有土地占有维持现状，不加干涉。纵使他提倡平等，也不是数目字上的平等，而是享有平等的经济机缘。他说：“勤奋为存积[资本]最有效的办法；存积则忌均平。”同时，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从工商业存积的资本也可以与农业资本对流，以至农村经济与都市经济合为一元。这种说法，今日的读者不容易产生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事实既已如此展开，则观察者也觉得不足为奇。所以本书不惮再三提醒读者，务必要想象17世纪之英国，封建制度早巳崩溃，而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在这青黄不接时期，最后阶段的情景。当日右派之君权神授说，无异提议将历史倒推，回到中世纪。左派之喧嚷自由则没有体会到自由并不是令各人自生白灭，而是要朽耕地、有工作、有市场、有交通道路、有生活保障，凡此各事都要代价，并且不能超脱历史的环境，凭空产生。内战之爆发，也可以说是各种不着实际的想法各走极端所至。哈灵顿的著作，继霍布斯学说之后，说明英国面临急遽的变化。这变化却有200年的背景。乡绅兴起，代替了昔日贵族地主，为社会领导的力量，并且已在各人出生数代之前构成了一种澎湃的力量。那么如何应付这局面？这种组织与运动既由金钱发动，则整个社会也只好接受现实，用私人财产作新组织的根本。哈灵顿主张依贫富将人民组成步兵及骑兵，也就是在军备上及社会分工合作上照此原则安排。提倡成文宪法，亦即脱离旧日之习惯法，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为创见，有革命意义。而且《海洋国家》以英格兰的现实情况作背景，与历史衔接，和一般乌托邦的建议不同。为什么上述社会之蜕化既已经历一两个世纪之久，其间征象要等哈灵顿著书才一语道破？在这里我们要重申，所谓“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是后人创拟的名词，用以概括历史上广泛的组织与运动（虽说资本主义尚未全部成为历史），其本身不可能按计划，有预定进度地依时产生。在英国，这时候农业技术还追随荷兰之后，如引用荷兰式之犁，招用荷兰员工，构成剑桥以北沼地的排水系统。若非圈地运动继续发展，私人土地所有权还不成定局。总而言之，其低层机构中仍有千百头绪，不能由一种体制立即跃入另一种体制。只等到如此庞大的运动临迫到发展之最后阶段，思想家才能领悟到整个的幅度和纵深。而且霍布斯及哈灵顿也由于他们和自然科学家接近，才能产生一种近似社会科学家的眼光。近代学者常批评哈灵顿的写作富于说教意味，可能由于其中带有阶级斗争意味。查理二世复位前夕，《海洋国家》一度极被伦敦有识之士重视。似此，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甚可能超过后人之认识。还有一点，哈灵顿之言论，足为其盛誉之累。17世纪英国作家涉及政治经济情事，通常提到海外殖民地。《海洋国家》更对邻岛爱尔兰有一段建议，主张将之征服后，招募犹太人移民，责成他们在岛上开发农业，除了军事开销之外，其收入尚可以向英国每年进贡200万镑。 资本主义思想之成熟 经过洛克，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告成熟。从这一章简短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民所依赖于政府者为安全保障，而不是所谓天堂获救。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的《巨灵》初看奇特，又好像不近人情，实际却勾画出一个新时代全能政府的轮廓。哈灵顿则指出政府的威权出自经济力量。英国的土地既已为乡绅及中级地主所得，这个政府也要由他们作主。洛克则将霍布斯的立论翻了一个面。政府首要的任务固为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这社会契约可以“文”成，而用不着“武”闯。他也指出人类经济上的道德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他虽没有明言，然其衍化符合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层次。前者不用货币，所以每人财物都受限制。后者用货币，则土地之占有及金钱之持有都不平等。但是资本家所操者重；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他主张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就是在实质上接受了哈灵顿的建议。这思想体系之构成与光荣革命同时。可见得资本主义已于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这种情形也证实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以上除了哈灵顿比较含蓄之外，他们的学说都注重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也都着重个人卜义，这些成分也与资本主义结不解缘。从《君王论》之问世至《政府论二讲下编》之印行，中间经过158年，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且奠立基础，必先提升一个国家的下层机构，虽费日持久，事势必然。陶尼所著书，大致与这段时间符合，其标题为宗教，可是他已说明，中世纪社会上的一切价值按层次摆成一个金字塔，而以宗教为首。所以提到宗教，也牵涉到全国各种事物。他也说，在这时期内，中世纪的社会理论被商业文化之狂澜冲击得不能立足，“传统的界标，一个继一个的都被淹没了”。海蒲洛纳（Robert L.Heil-broner）论资本主义之逻辑，也说资本主义一行，全国人都要采取“求最大的行为”（maximizing behavior），上自资本家，下至劳工，都要体认同业和同等地位的人之强迫性的竞争，无人得以置身尊外。彼此都表示随着资本主义之来临，整个社会从上至下都要经过一番洗刷，非如此，其最下层之人员与物资无法公平币自动地互相交换，亦即无从构成一种商业体制。这种准备牵涉广泛，不能突然产生，迅速结束。 ……

暂缺简介...

本书是中世纪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元史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本书原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为一编，每编包括若干卷。第一编为蒙古史，第二编为世界史，第三编为世系谱，第四编为地理志。第三、四编未流传下来。第二编原书尚未整理编就。现在翻译出版的是第一编。本编包括三卷。第一卷为部族志，并记述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事迹。第二卷主要叙述成吉思汗继承者的史事。第三卷写波斯伊利汗国史，包括旭烈兀汗、阿八哈汗、贴古迭儿汗、阿鲁浑汗、乞合都汗、合赞汗等的传记。第一、三卷又分两册出版。

暂缺简介...

片断：序明矣故汤之盤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务烸物之理马。百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亦曰。多开择其善者而从也故必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澲虽话殊異其体一而矣。遍观而详核也。○且因以孝弟风谷。以孝弟为先。以文艺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讥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为后则確然於礼义之可守惕然於廉恥之当存于白弟呼人也诗云吾闻出於幽谷遷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与以学文化曰者即是君子择術犹鸟择巢止进術终不退寻之执之终生用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执之。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奈何风俗頺夫诚恐因达人以汉话。闸发文执。人多怀疑以为奇巧。却可恨。败異端感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故设庠序校该人不思宗族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达近異。凡以为与贤育才化民成俗计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势疎密異形要其水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国民湏以友车两泽为每为段从专溓考虑则记国。之灵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贱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关万姓。民兴丧无。日矣由是观之鼎兴正道黜斥異端闸发势文是君虽性刘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之。专务矣。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棄之言者也。结其夫。子曰。当仁不。让於师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於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克一丁曰。一人。行必有我师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马不轻忽。远人之文。矣狄不可棄。也亦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赋好直。不好学其墜九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以照雍睦也且孝友睦姗住恤隆据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如熙，归遗风。万国咸宁。则合四海为一家。阱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以君子将其。知识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異视。弟情愿推雍睦之意结異疎。故纂此文。读者不可忽之。则乎其极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乐不胜为。序道光癸巳年八月三.本书前言前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出版的价值，读者自可从我为本书所写的尊言中得到瞭解。如果说东西文化的交流正在日益显示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意义，那末本书的出版可能也是这种历史运动本身的一个片段，尽管它无疑是十分微小的。然而，即使兹事体小，如果没有国際间的学術交流与合作，它也不会获得成功。在这里，我首先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杜维明教授，由于他的芦介，我才与该校哈佛燕京学社圖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取得了联络；其次就要十分感谢吴文津馆长，承蒙他诚挚地提供该馆所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全套缩微膠捲，同时以最优惠的条件慨允影印出版。在整理工作中，我还得到美国国会圖书馆、英国圖书馆和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圖书馆的有关人士的帮助，谨在此一併表示谢意。尤其是英国圖书馆的劳曼先生，在初次通信联击中他即不仅回答了该馆的收藏目录，而且介绍了他在荷兰的同行吴荣子女士。一九九五年六月，我与劳曼先生有缘在北京举行的“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国際学術研讨会上晤叙，他回国后又向我提供了四幅圖版的复印件。原来我在哈佛大学读到此刊时仅擬写一篇专文，一九九四年返国后正执笔时，適逢中华书局李解民先生来访，他瞭解情况后建议应整理此刊影印出版。此事先在杭州大学得到沈善洪校长的赞同，接着又在中华书局得到传璇琮先生的大力支持，后又经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资助。故而可说，此影印本得以问世，乃是由于在学術界与出版界存在不少有识之士。我借此机会对他们那种一切以学術为旨归的品格表示敬意。现影印本除了原文，还包括整理者做的总目、遵言和索引。总目的编製，以正文标题为本，稍加划一；並参照原刊简目及正文内容，予以补正，用方括号标示。凡圆括号内文字，系编者所加说明。甲午年二月与乙未年正月，原目均列有“地球圖”，但整理者尚未得见，不明原刊是否確实刊印此圖，盼有知之者示教。做索引的工作得到李苦竹女士的帮助，在此谨表谢忱。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全部整理工作，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匡正。黄时监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