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出发，撷取了近代以前三个不同的百年（1250—1350、1500—1600、1700—1800），观察以黄海和东海为中心，北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的欧亚大陆东边海域，梳理了基于海洋而产生的人员交流、港口与海洋贸易，技术、信仰、文化的传播等，以素描般的全景图方式，重现各个时代的海域及周遭环境的特征。叙事上打破了将陆地视为历史描述重点的传统思维，引领读者从海洋这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侧面，探索东亚历史与海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收入了世界史先驱威廉·麦克尼尔在1979—1986年间所做的五场讲座，与《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竞逐富强》等名著一起，共同展现了麦克尼尔构筑人类整体史的宏大构想与独特见解。全书新颖地将边疆、人口、疾病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深入思考了人类历史中微观寄生关系和宏观寄生关系，提出了人类历史的灾难守恒定律，引人深思。他的儿子、美国著名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为此次新版撰写了新的序言。

19世纪以来，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已经盖过了东方世界曾经的辉煌。作为向西方开放贸易的东方国家之一，埃及也迫切地渴望参与其中，并分享果实。于是从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派出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最新的知识。本书的作者，里法阿·塔赫塔维便是埃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留学生们来到了当时欧洲的中心——法国，展开了为期5年的访问和学习。在此期间，塔赫塔维以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视角，记录下了他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观察，更是将现代性思想融入其中。当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与标榜“理性”和“科学”的欧洲社会，通过一群留学生相遇时，塔赫塔维仿佛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让他的观察陷入矛盾的漩涡：如何调和传统信仰与现代性思想之间的冲突？如何看待欧洲反绝对主义思潮与埃及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塔赫塔维不断遇到，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阿拉伯世界接触启蒙时代欧洲社会的先行者，塔赫塔维不仅将现代化的思想带回了祖国，也为近代以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思想碰撞，提供了一份宝贵且鲜活的案例。

本书由日本PHP出版社对德国备受瞩目的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进行的独家访谈汇集而成。这位哲学天才就21世纪的各种世界性危机展开精简而深刻的论述，以哲学视角剖析当下社会所面临的价值、民主、科技、资本主义和表象等5大危机，为人们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提供启示。作者向人们揭示了AI人工智能时代、后真相时代、价值危机时代的困境，启发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世界，如何进行理性重构，并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下探寻应对与解决的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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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概念史研究》是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著名学者孙江主编的历史类书籍（辑刊）。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亚洲概念史研究》刊载海内外学者与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学科、制度和现代性等主题有关的论文和评论，旨在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来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推动亚洲概念史研究的发展。分馆已编辑出版7卷（第4—10卷），并再版第1—3卷《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0卷执行主编为柯修文、闵心蕙，本卷分为“翻译时代”“礼仪之争”“论衡”三部分，集中审视中西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明在近代早期交流过程中的概念可译性，将那些被学者所忽视的主题的各类案例研究纳入其中，例如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汉语翻译、语言学习、礼仪之争中各种立场的复杂反应、启蒙哲学家对耶稣会翻译策略的反思及多明我会传教士多样化的著作。

陈仲金的《越南通史》是第一部以拉丁国语字写作、使用新史学方法编撰的通史。陈仲金在负责《东洋杂志》的“学科”栏目时，撰写了小学阶段的“南史”篇章，从1914 年3 月第43 期开始连载，1917 年结集为《初学安南史略》（S？ h？c An Nam s？ l？？c）。1919 年10月陈仲金在河内作序，1920年改名《越南通史》出版，该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陈仲金在越南史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出版至今，一直被视为文献可征、风格鲜明的信史，是越南史学名著。《越南通史》规模宏大，煌煌六百页，堪称鸿篇巨制，起自上古传说时期的鸿庞氏（公元前2879—前258年），讫于20世纪初法属殖民时期的1902 年。全书内容精炼而有系统，详略得当，主要历史细节均未遗漏。在1949年第3次修订版的最后，作者增加了一份只有一页多的简短“暂语” ，简略提及了1945年保大退位并移交政权给越盟政府期间越南抗法运动的事。《越南通史》的“新”并非因其是第一部用国语字写成的通史， 更重要的是作者是首位参考西方史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学者， 克服了中国传统编年体史书叙事零乱、结构松散的缺点。将越南历史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分为相对客观的五个历史时期，前后相因，将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编撰为有机整体。此外，封建时代的史臣只关注帝王将相、皇后官僚的行动，以及王权争霸之事，“国史”几乎是权贵阶层的“家史”，完全缺少人民生活面貌的记载。与封建时代史臣不同的是，《越南通史》除了记述这些内容，还开始注意到与人民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史事，如学习科举、钱币、度量、税收、法律、社会、风俗、信仰等等，将关于人民的历史写入书中。

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经济危机、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抬头的迷雾，鲜有学者能提供清晰的见解和预判。而大卫·哈维做到了。多年来，作为反资本主义者的大卫·哈维，在持续观察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在《反资本世界简史》中，大卫·哈维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方法论，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等问题，提供了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新思路，并探索社会进步的方向。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文明第一次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族群发生接触和冲突的大发现时代的迷人探索。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布赖恩·M.费根利用原始资料和多学科的学术论著，勾勒出了欧洲文明与非西方社会初次接触的悲剧效果，阐释了作为其结果的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工业化国家与传统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这部开创性的著作覆盖了广泛的、关于多种社会的案例研究，包括科伊科伊人、阿兹特克人、塔希提人、休伦人、印第安人、塔斯马尼亚人、毛利人等。作者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窠臼，为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多样性丧失而反思，可视为文化人类学、世界历史、历史考古学、民族研究或地方研究的优秀研究指南，也是普通读者了解经济全球化前身的理想选择。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了。她立即被处决，腑脏也被剖出。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每个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中世纪的至上珍宝。而成吉思汗的统治，这个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内陆帝国，是这种至上珍宝的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在《草原与海洋》中，托马斯·爱尔森检视了珍珠作为奢侈品和政治投资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从帝国1206年建立，历经前所未有的扩张，到1370年分裂和衰落），由此追溯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海洋之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商业往来。在本书中，爱尔森首先聚焦于珍珠的获取、呈现、再分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此显示形成如此广大的游牧帝国的过程中，如何要求对于尊贵商品的大量积聚、管理和移动，以及这一进程如何导致一种大陆性规模的新消费制度的生成。爱尔森提出，跨大陆的贸易和海运贸易同时繁荣，塑造了一个有活力的交换体系，将货品从东运到西，从北运到南，其中就包括海量的珍珠。通过追溯珍珠在不同时段的流通，他强调了交换的不同模式——战利品、朝贡关系、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的重要性。他也阐明了蒙古的市场策略如何不仅利用神话和民间传说，也利用了精于跨文化商业的印度—佛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创建的海上交流网络。在爱尔森的分析中，珍珠解释了草原历史中的蒙古例外主义、跨陆地贸易和海运贸易之间的内部关联，帝国政治文化中奢侈品使用的循环模式，以及这类商品对于本地经济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性。爱尔森深知聚焦于珍珠不可避免地有放大其重要性且制造失衡之嫌，但他首先表明自己并非在发表一种过度简化的论调，即“珍珠令大蒙古帝国伟大”，他认为，珍珠是诊断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将珍珠作为探知蒙古帝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于整个欧亚世界的文化物质和商品流通之深远影响的另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