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布拉格从公元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于1937年二战爆发前夕）的千年历史。作者从布拉格作为一个贸易驿站而初现城市样貌开始讲起，奥托卡二世、查理四世、鲁道夫二世等传奇君主先后登场，胡斯派革命、三十年战争、1848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顺次发生，最终收尾于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作者着力反映布拉格历史真貌，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去伪存真，详加辨析，注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有机联系，同时亦着墨于小人物和历史配角，对其境遇寄予同情，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全书具有可读性，作者以如诗如画的文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布拉格独特而恒久的魅力。

《新史学（第25辑）：德国历史主义》系“新史学”系列出版物之第25辑，核心内容研究和探讨“德国历史主义”问题。《新史学（第25辑）：德国历史主义》共选用文章26篇，分为四个专栏：“德国历史主义”专栏，刊登文章11篇，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影响德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问题；“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栏，刊登文章3篇，重点探讨西方史学界热点史学理论问题；“专题”7篇，重点研究英国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书评”5篇，发表了目前在世界史届较有影响的几部书的研究性评论。《新史学（第25辑）：德国历史主义》是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对推动和促进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书为学术杂志《亚洲概念史研究》的第6卷。本书以“类的概念”“新名词”两部分推动亚洲概念史的研究，本卷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是一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首都——重庆的历史资料丛书，由《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政治》《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经济》《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文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教育》《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科技（上、下）》《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外交（上、下）》《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交通》《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反轰炸（上、下）》和《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党派活动》共9卷12册专题历史资料组成。这套丛书是在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前身即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与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合作建立的“中国抗战陪都史课题组”于1996年编纂的“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料丛编”的基础上，经过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积极参与，由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会同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用五年多的时间，重新进行了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增补、整合、编辑而成。本丛书各卷史料以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至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抗战首都史的时限。我们认为：开展中国抗战首都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国民政府史以及近代重庆地方史、城市史的研究，以丰富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内容。而这套史料丛书的编成是原“中国抗战陪都史课题组”和现今继续参与这套历史资料编纂任务的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以及校外专家学者的一项研究成果。这套史料丛书从“中国抗战陪都史课题组”成立到最后编纂完成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也算是我们为中国抗战首都历史（或中国抗战“陪都史”）、中国抗战大后方史这一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提供全面、系统、翔实的史料基础工作尽了一份力。1986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批准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申报的“中国抗战陪都史”研究课题，列为四川省“第七个五年计划”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这也是学校当时获准的省级重点科研项目。为此成立了以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主任郑洪泉为组长的“中国抗战陪都史课题组”。为了顺利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课题组与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合作，共同进行研究，由郑洪泉和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黄立人共同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双方通力合作，确定了研究方向，决定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编纂一套中国战时首都史料，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战时首都历史的研究，编写中国抗战陪都史专著。为了编纂中国战时首都史料，课题组规划了11个方面的选题，立即组织人力在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由于所需搜集和整理的史料涉及时限长、范围广、工作量大，本课题组截至1990年“七五”计划结束时尚未能完成此项史料编纂任务，后经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同意，准予本课题延长至“八五”计划期间继续进行。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课题组终于在1996年12月底初步完成“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料丛编”的编纂任务。这套史料丛书包括《国府迁都·明定陪都·胜利还都》《战时动员》《军事机构与军事活动》《轰炸与反轰炸》《外交活动》《党派活动》《战时经济》《战时交通》《战时科技》《战时教育》《战时社会》共11卷。由于需要对各卷史料进行进一步编辑加工，同时也由于当时重庆师范学院科研经费拮据，所以这套史料丛书未能争取在本课题结题时正式出版。此后因课题组负责人郑洪泉退休，而另一负责人黄立人不幸病故，出版问题被搁置下来。直到2007年，重庆师范大学校领导重新提出“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料丛编”的出版问题，并将这套丛书列入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以此为契机，经过重庆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原“中国抗战陪都史课题组”同志共同努力，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积极协调，选择这套丛书11卷史料形成《国府迁渝·明定陪都·胜利还都》《战时动员》《战时社会》《战时工业》与《战时金融》共5卷，于2008年1月内部出版，丛书名改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奥托？？冯？？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建立》是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支持者詹姆斯？？威克利夫？？黑德勒姆-莫雷教授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详细叙述了奥托？？冯？？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建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灵巧的政治手腕、多元的外交策略、坚定的军事斗争、平衡欧洲各方势力的智慧等，重点分析了德意志统一的阶段性、条件性、策略性与复杂性，深刻挖掘了奥托？？冯？？俾斯麦坚持“铁血政策”但绝不唯铁血政策，打赢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但绝不肢解奥地利与法兰西的政治思考和利益考量。

《早稻田大学日本史（卷八）：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可歌可泣、大放异彩的时代，是群雄逐鹿、走向统一的时代，是奠定日本向现代转型基础的时代。安土时代与桃山时代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前者有所失，后者有所得。安土时代是探索、试错的时代，桃山时代是纠错、成功的时代。安土时代的活动舞台集中在畿内、东海、东山、山阴、山阳，桃山时代的活动舞台扩展到日本全国，远及朝鲜、中国、南洋群岛。也就是说，安土时代具有地方性特征，桃山时代具有国际性特征。政权是如何自上而下由将军向管领，由管领向家宰，由家宰向其亲信转移的？“下克上”现象的出现与日本乱世的形成存在怎样的关系？社会失序是如何打破“流动藩篱”，从而使英雄辈出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对日本从分裂走向统一、从衰落走向复兴起到了哪些作用？本书将详细解答。

什么会让罗马人发笑？谁在笑？什么时候能笑，什么时候不能笑？谁在制定笑的规则和文化？笑在罗马人生活、权力和意识层面扮演了何种角色？ 本书既是一部“笑史”，又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史。作者在广博的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考古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幽默诙谐但又不失严谨的笔触讨论了古罗马“笑”的关键主题——从开着玩笑的演说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现了古罗马社会运作方式和权力体系，揭示笑在古罗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本书不但为了解古罗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跨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

亚述、波斯、古罗马、中国、土耳其、蒙古、莫卧儿、印度……世界历史上曾诞生出无数庞大的古代帝国。其中有些昙花一现，有些四分五裂，有些帝国的精神遗产延续至今。帝国的时代看似与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并无不同，帝国的行政与财政结构一应俱全，成功将老弱妇孺置于帝国的保障之下，用文明和规章将世界从暴力野蛮中解放出来。但帝国社会围绕和平发展而放弃武装的同时，又饱受财务重担与边疆蛮族的内外侵扰，直至帝国的消亡。 帝国如何诞生？帝国又为何毁灭？这构成了人类2 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主线。作者受到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启发，围绕“暴力与和平”的主题来探索帝国兴亡的缘由。 帝国初创依赖暴力建立强权，到物质文明鼎盛期的崇尚和平、解除武装，直至帝国末路统治者骄奢淫逸，使权力易主。伊本？赫勒敦眼中的帝国存续无法嘲过三代人的时间，以赫勒敦的精彩论述为框架，作者将这一理论延伸至涵盖亚、非、欧三大洲的整个人类历史。他也向帝国时代之后的现代世界提出疑问，工业革命后，帝国逐渐被众多民族国家取代，在看似和平的人口定居的世界中，全球化、老龄化与人口迁移会构成的不稳定因素吗？世界强国是否会如同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迎来陨落？

中东，当今世界的战略要地，也是纷争之地。战争、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大国干预、族裔对抗……100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而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一战”期间和战后，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大国所做的一系列安排和决定。　“一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兵锋直指维也纳的大帝国已经没落。它在欧洲的领土大多已经丧失，而名义上属于帝国的埃及也沦为了英国的附庸。野心勃勃的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钦纳伯爵已经着手在中东谋取更多利益。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等协约国作战。协约国并不把这个老气横秋的帝国放在眼里，以为能够很快战胜它。1915年，英法两国发动加利波利战役，企图直取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然而，整场战争竟然演变成了持续250多天的壕堑战，最终以英法两国撤军告终。　战争期间，看到胜利无望的英国政府调整了自己的中东政策。主导英国中东政策的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派手下马克？赛克斯与法国和俄国谈判。三方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大致划分了三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同时，英国政府积极支持麦加的统治者发动阿拉伯大起义，试图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1916年底，劳合？乔治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他在中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进攻政策，不到两年，英军相继攻下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　“一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总设计师”。然而，中东问题的解决却困难重重。许多地方爆发了反对英法统治的动乱，英法俄三国之间的矛盾又显现出来，美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也要插上一脚，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一战”的血腥后，西方各国人民更渴望休养生息，对帝国主义扩张已经兴味索然。1922年，一系列中东问题解决方案才艰难出台，英法两国强行将西方政治体系移植到了中东，并自行为中东各国划定了边界，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要求。纷争的种子已然埋下。列强声称可以给中东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成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对于现代希腊人来说，古典文化不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而且直接关系到希腊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启蒙运动时期，希腊人的古史写作十分繁荣，而且有意识地在公共教育中引入古希腊史的教学。在这种古史写作中，希腊启蒙知识分子努力建构出全新的、世俗的现代希腊民族意识，而且将这种民族历史意识通过公共教育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