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2辑）》共设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东北亚民族与疆域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东北亚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海外译介5个专栏，收录19篇论文（包括韩国和日本学者3篇论著的译文），内容涉及乐浪木简、好太王碑拓本、北朝乐浪王氏、高句丽渤海研究现状、辽代大族与西京、东北亚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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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1800-1900年的瑞士民商法历史自由资本主义为何布下债务之网揭秘债务压力中的民商法修改之路本书以1830年至1870年的瑞士为背景，讲述了瑞士民商法的发展以及背后反映的问题，探讨了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债务问题，体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提出了如何使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些矛盾。本书探讨了在自由主义改革中，如何使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解决债务矛盾，完善社会制度。本书具体从商人情况、地方法律、债务人类学、债务与主体化、社会分类、抵押品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讨论，本书适合于资本主义研究学者、政策制定者、经济历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书是一部探讨“亚洲文明”相关议题的文集，在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追溯“亚洲”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探讨其在东西方建构和想象中的内涵，针对西方语境下的亚洲概念、西方中心的亚洲视角，在今天全球化、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推进的大背景之下，反思应该如何阐释亚洲在世界中的定位，如何去除“中心—边缘”的固定思考范式，如何从学理角度论述亚洲文明的价值及其意义，如何分析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多元共生关系等等。本书旨在为相关论学提供学术平台，进一步推进我国学界在亚洲及亚洲文明方面的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为亚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

通过细致的阐述和简明的分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迈克尔·华莱士从当代视角，对美国近四个世纪的暴力史，做出了一流的文献分析。书中内容涉及诸多经典案例，发人深思。 在这本书中，霍夫施塔特揭示了美国民众的状态和美国社会格局形成的历史根源。通过对近百段历史文献的摘引，书中呈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种种暴力事件是如何对美国思想留下深深烙印。美国一直在试图保持自身政治的稳定性，而且美国大多数社会改革实际上是通过非暴力方式才能实现的。

本书是关于联邦制起源的政治学著作。德国和意大利在国家统一之前，有着非常相似的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结构的条件，但德国最终建成联邦制国家，而意大利则成为单一制国家。为解答怎样的国家能建成联邦制的问题，本书追溯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多层次因素，既讨论了政治领导人的雄心壮志，也分析了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在构建国家时造成的限制。本书主张用“以邦国为中心”的视角代替既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这两个民族国家的制度起源与欧洲政治发展的特征和本质。

` 本书为日本著名社科丛书“岩波新书”之一，书中生动描绘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近代形象和19世纪亚洲的三角贸易活动，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全球一体化对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19世纪全球一体化形成初期，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汇过程中，亚洲的三角贸易以及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是当下史学界较少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通过回顾和反思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印度、日本初次相遇的历史及对各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同样面临全球化问题的今天仍具有一定启示意义。本书笔法流畅、生动，篇幅短小，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

电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产物。电力的普及对于人类社会影响深远、持续至今。电力工业在世界各地的成长路径呈现出纷繁多彩的多样性。本书借鉴“大技术系统”框架，聚焦技术在社会中的演化、技术与政治经济的互动，以政商关系为主线， 描述了电力技术在德国日本两国的经济外观与政治外观，探讨了电力工业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轨迹的异同。本书指出，不同文明中政商关系等因素的多样性决定了技术发展模式的多重可能性，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丰富多彩的现代化道路与工业化路径。本书跳出中国之外，比较德国日本两国，具有同时考察两大工业国、视野博大的特征。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本书可填补外国电力史方面的研究空缺、拓宽世界科技史领域的研究前沿。史学所以经世，本书内容横跨技术史、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可供关心技术创新、产业变迁、政商关系的读者参考。

本书利用域外汉籍《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资料，运用“阅读史研究”“以诗证史”“传播学理论方法”，重点考察了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与接受的情形，探讨了孙武形象多重认知，勾勒了孙子兵学传播基本概况，探寻了孙子兵学研究进展情况，分析了孙子兵学实践应用情形，并对孙子兵学多维影响做出整体观照。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李伯重教授将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