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知识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民族出版社组织众多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工作的著名专家学者编撰，按中国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一本书来设计，从1981年出版《赫哲族》书算起，至2002年最后一本书《拉祜族》出版，历时21年。因此，不论从作者队伍、丛书规模还是编撰时间的跨度上看，这套丛书都可以称得上是继中国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出版后，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基本知识的权威性读物。该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各民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编撰者大都是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其中许多人还亲身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大调查。这些学者学术功底扎实，在写作中不仅引用了丰富的历史丈献资料，同时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使这套丛？榫哂邢拭鞯脑葱蕴氐恪Ａ硗猓诒嘧謇虾托形姆矫妫馓状允橐沧⒁饬酥缎院腿の缎浴？梢哉庋担幸徊崦褡逯锻际樵诤酰纯闪私庖桓雒褡宓幕久婷病Ｒ虼耍馓状允槌霭婧螅玫搅斯谕庾已д叩某浞挚隙ê投琳叩墓惴汉闷溃指檬橐殉晌私夂脱芯恐泄偈褡宓谋乇竿际橹弧？

普米族旧称“西蕃”、又名“巴苴”，散居在滇西北的兰坪、维西、丽江、宁蒗、永胜五县，与白、汉、纳西、傈僳、彝等民族居住在一起。1960年，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普米族。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普米族有2.9万余人。普米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但由于历史上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在一起，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其族源源于古代我国西北部的羌戎游牧部落集团。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时期，他们随畜迁徙至约在现今青海省境内黄河源头以西地区，并分化为各种羌种。在这些羌种中，据近期有些学者和本书作者的考证，秦汉时期南迁至约在现今川北广汉地区至甘南武都地区的“白马种”、“白马氐”、川西南地区的“白狼夷”，直到唐代生活在青海西南部地区的“白兰羌”，为普米族的先民。“普米”两字，译成汉文为“白人”，与以上“白马”、“白狼”、“白兰”的语音义大致相吻合外，又与汉时白狼王给汉明帝唱作的三章“白狼歌”后附录的白狼语中的普米语相吻合。

本书收入了十五篇文章，讨论了自商周以迄宋元的青铜、钢铁、金银、陶瓷、石刻、漆画等类古文物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它们或多或少都和东西文化交流有点关连。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本是探讨我国出土文物的性质，但有时被其中所饮食的外来因素所吸引，而随着若干诱人的细节，追踪到一片陌生的天地中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元朝的统治虽然只有一百余年，但是在空前的“大一统”局面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为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本书共分为16章，前3章介绍元代社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地政区划、生态环境、人口和民族分布等方面的内容，并重点说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交融给元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第4章专门介绍元代婚姻家庭状况和婚礼习俗。第5章至第11章记述衣、食、住、行方面的内容，并根据元代的特点，特别用3章分别介绍皇室住房、城市住房和乡村专述元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丧葬习俗。最后的3章，则分别介绍伦理道德、社会禁约、礼节、岁时风俗和娱乐等方面的内容。书后附参考图片60幅，主要选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中国内蒙古—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等图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著述。其中《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两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两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

本书是“民族知识丛书”之其中一本。该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各民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编撰者大都是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其中许多人还亲身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大调查。这些学者学术功底扎实，在写作中不仅引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使本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点。另外，在编撰体例上和行文方面，这套丛书也注意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这样说，有一册民族知识图书在手，即可了解一个民族的基本面貌。因此，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读者的广泛好评，现本书已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必备图书之一。

近年来，辽金史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展，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李桂芝同学在长期教学之余，在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方面刻苦钻研，亦颇有创获。她在契丹与女真的部落组织、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姓氏名号等方面，均进行了较细致和深入的考察，特别就契丹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的部落联盟，先后发表了《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和《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两篇有分量的文章。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终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李桂芝同学能在平日讲授辽金史一课的有利条件下，进而参考利用大量辽金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成果和实地考查资料，同时还尽可能地充分涉猎、借鉴、吸收目前国内外有关辽金史研究的成果，精心地撰写出《辽金简史》这本简明扼要而又概括性较强的断代史体裁的专著，并力求使之做到既全面又具体地反映当前辽金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水平。这本《简史》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辽金两个王朝的总体情况，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契丹、女真这两个北方民族所建立的辽金两个王朝在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些独具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所做出的各自独有的辉煌成就。举例而言，如辽朝的捺钵、五京与斡鲁朵，部落、州县之制；又如金朝的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及其向封建制中央集权转化的历史过程，再进而从辽金两个王朝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两个王朝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和独有特点，对祖国北疆的开发和拓展，以及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特别是辽金两个王朝与中原两宋的遣使交聘和政治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双方日益接近日趋融合等等，从而说明了辽金两个王朝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巩固和加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呻吟语译注》是对宇宙、人性、命运、时事、治道、物理、人情的观察与思考，充满了哲理性，闪烁着智慧之光。它不仅能使人看到明代政治、学术风貌，还可以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

片断：年谱目录姚重华生卒年不详舜年表一卷清·徐时栋编烟屿楼读书记卷一〔按〕此表编至百十岁止。舜年清·左暄三余偶笔卷十六姬昌殷文丁元年生帝辛二十八年卒（约前1095—前1034）文王疑年丁山编文武周公疑年（1942年4月出版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文王之死献疑刘毓庆晋阳学刊（双月刊）1982年第三期姬发殷帝乙四年生周武王六年卒（约前1081—前1028）武王疑年丁山编文武周公疑年（1942年4月出版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武王年九十三清·汪琬钝翁续稿卷十一周武王年龄考管道中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七期（1936年3月10日出版）〔按〕此考疑为六十三岁。武王克殷时年四十八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1979年4月出版大陆杂志第五十八卷第四期）周武王克殷年代考沈华新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赵光贤燕都1991年第四期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赵光贤历史研究1979年第十期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讨赵光贤人文杂志1987年第二期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赵光贤历史研究1986年第六期姬旦殷帝乙十二年生周成王三十五年卒（约前1079—一前974）周公年表一卷清·牟庭编清同治年刊本雪泥书屋杂文本天壤阁丛书本聚学轩丛书本清光绪年受经堂张氏复刊本齐鲁先哲遗书本周公疑年丁山编文武周公疑年（1942年4月出版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按〕谓姬且殷帝乙八年生（约前1077）周成王三年卒（约前1018）周公大事记孙诒编周公集传重耳周惠王五年生襄王二十四年卒（前672—前628）晋文公重耳年表王玉哲编晋文公重耳考（1939年6月出版治史杂志第二期）晋文公年表江行编晋文公附录（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按〕此表辑自十七岁起，七十岁止。晋文公年岁考李名方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晋文公重耳生年考辨晋彦傅玉千山西师院学报（社科）1982年第三期〔按〕谓重耳生于鲁庄公二十一年，晋献公四年（前673）公孙侨生年不详鲁昭公二十年卒（前？—前522）子产生表郑克堂编子产评传第二章（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按〕此表编自鲁襄公八年起（前565）后记：后记《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出版于1980年。所收年谱，截止于1979年所见者，计收谱3015种，附参考文章、笔记277条，反映谱主1829人。其后翻检所得，至1982年止，又得谱238种，参考文章52条，反映谱主194人，（《总录》已著录的89人，未著录的105人。）刊载于1982年9月出版的《文献丛刊》第十三辑。自《续录》印行后，又将续见的年谱，截至目前止，编为《三录》（未印）；但《三录》的编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由于编者于1985年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翻检群籍的机会很少，对于新近出版的书籍，以及学术刊物，更是很少接触，而又无力到收藏单位，深入普查，所以遗漏未收的，一定为数不少，这是感觉非常遗憾而忧心孔疚的。现将《总录》、《继录》、《三录》所收录的年谱，汇编为《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印行，共计收谱4450种，参考文献645条，反映谱主2396人。自从《总录》出版之后，陆续收到识与不识的朋友、同志们的来信，对于《总录》的编制，提出了改进意见，当时未能一一作复，至以为歉，现在在增订本出版之际，谨将拙见，赂陈如下：有的同志提出所附参考文献，固然可供参考之用，但细大不捐，似有滥收之弊，是否可以加以选择？鄙意以为所收参考文献各条，只要起到参考作用即可，至于所论的是与非，难免有见仁见智之不同，是在使用者在选择上去粗取精耳。所以在增订本内，一仍旧例，兼收并蓄，仅有增加，并无删削，未识广大读者以为如何？有的同志提出，《总录》既然编有待访简目，似是存佚并举，有关佚谱部分，应再广为搜集，举凡公私书目所著录，方志、文集、杂著等书所记载，应尽可能的力求完备，为前人所编的年谱作一总结。鄙意认为这种意见，是对编者作了过高的奢望，为前人所编年谱作一总结，谈何容易！自知见闻有限，而力有所不逮，但愿对此工作有兴趣的同志，能够完成这个愿望。还有同志提出，在增订本中，希望将拙著《中国年谱概说》一文，作为附录刊载，以便读者。鄙意《中国年谱概说》一文，草成于1979年，以今视之，应加以补充修正之处颇多，如果不加修订，而灾梨祸枣，心实不安。所以在增订本中，未能满足某些同志的愿望，尚祈这些同志加以谅解。以上略陈个人的一些浅见，是否有当，诚恳希望读者，不吝赐教。在本书的编制过程中，蒙不少同志鼎力协助，有的寄赠新编年谱，有的告以私人所藏，有的指出错误，代为查考，对于这些同志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再者，《总录》在1980年出版时，编撰《唐宋词人年谱》的词学大师（已故）、夏承焘教授为之题签；编撰《历代年谱考》、《宋元学人疑年》的姜亮夫教授为之作序，铭感无极，一并在此特予志谢！1994年4月杨殿珣记本书前言序虞、夏、商、周之书，谓之尚书。晋之乘、鲁之春秋、楚之梼机，方国之史也。六经、诸子、竹书、山经，无一而非史。自司马子长为史记，辑人事物事为一书，谓之正史。历代宗之，途术益盛，而史体遂繁。邑有志，宗有谱，家有乘，山林古刹亦有书。大之则天地山川，小之则草木禽虫，莫不有史（章学诚《史籍考》部十二、目五十五、卷三百二十五，可谓富矣，而尚有未尽），使中土文化，为时至永，为量亦广博无涯，彪炳于世，而为之冠冕。呜呼盛矣！年谱者，人事之史也，所关至宏伟。小之则一技一艺之珍闻雅记，因之而传，大之则足补国史之缺佚，为宋以来流畅于民间之一大业。杨殿珣先生辑之为总录，得千数百人，富矣。而所未亲见之书，则附之曰待访年谱简目，慎之又慎也。岂不亦潢污行潦，小渎涓流之水，所以助成长江大河之壮阔波澜者欤。书已杀青，上之枣梨。以余亦好此业，责之赘一言，此余之所甚愿，亦甚以为光宠者也。年来病脑热，不耐长思，因以未能尽其辞。姜亮夫

董作宾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其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殷墟甲骨文断代学说.本卷收入其代表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断代学说。这一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把甲骨文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所著单篇论文数量颇多，内容广泛，本卷选入十八篇，内容涉及甲骨学、古文字学、殷商文化与历史、古史年历与历法、民俗与歌谣、古代艺术及语言等多方面。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又作雁堂，河南南阳人。1917年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甲骨文。1922年，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暇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1923年，进入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担任《民国周刊》编辑。1924年冬，参加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1925年后，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南阳中学。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几天后，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民国37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回国，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在台北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1950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12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56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智学院历史教授。此间，他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1957年冬，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年代》。1958年秋，回台湾大学任职。1960年8月，任台湾大学教授，1963年去世。其主要著作有：《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