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披露日军侵华铁幕秘闻，百万侵华日军亡命实录。日本侵华战争历时十五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十五年间，五百余万日军，近百万亡命中国。本书以战争时序为经，以人物命运为纬，以纪实的手法，呈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战争轶事、宫廷秘闻，再现了臼本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将士、军妓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战争场面血腥惨烈，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实为一部血迹斑斑的日本侵华战争史和日军人物命运史。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建。纪事本末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前言《后汉书辞典》是一部专书辞典，为“二十五史辞典丛书”之一。编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后汉书》提供方便。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南朝宋范晔撰；八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撰。由于本纪和列传中某些内容较多的篇章，又分为上下卷，实际上该书是一百三十卷。《后汉书》记事，上起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下讫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延康元年），共计一百九十六年史事。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生于公元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卒于公元446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年四十八岁。范晔出身官僚世家。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父范泰，任宋侍中。晔因出继给堂伯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侯。后历官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后汉书》就是在这时开始撰写的。后又历宁朔将军、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元嘉二十二年（446），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为帝，于是以谋反罪被杀。本来元嘉二十二年为公元445年，因他死于十二月，当时合公历已是446年了。范晔生活的时代，距后汉已有二百余年，在他以前，已有不少学者撰写了后汉一朝的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八家之多。对于诸家之作，范晔都不满意，于是他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各家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再加以斟酌去取，写成了九十卷只有纪传的《后汉书》。本来志的部分也计划写，“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由于死得过早，这一部分未能完成。另据《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谢俨传》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腊以覆车。”今本《宋书》无《谢俨传》。但从这段记载也可以说明范晔《后汉书》缺志的原因之一。由于范晔的文才和史学修养都比较高，他所撰的《后汉书》文笔流畅，叙事简明周详，结构严密，书中很少重复和疏漏。范书一出，大家争相传诵，而其他各家后汉书，就逐渐被淘汰了。范书既受到社会上学者们的欢迎，因而学习和研究的人也就比较多。在南朝梁时，著名学者刘昭和吴均，都给《后汉书》作过注释。刘昭看到范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认为是一个缺陷，于是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加以注释，分为三十卷，以补范书之缺。刘昭虽为范书补了志，但纪传与志并未合并，仍各单行。直到宋真宗乾兴年初，孙爽建议把二者合刻在一起成为一部分，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刘昭的《后汉书》注大部分都已散佚，只八志的注保存下来了。因而今本《后汉书》中，范晔纪传部分的注，是唐章怀太子李贤等所作，司马彪八志的注，则为刘昭所作。司马彪，字绍统，为晋宗室。父司马睦，为司马懿之侄，晋初封为高阳王。彪以出继故，未能袭爵。彪少笃学不倦，博览群籍。历官骑都尉、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惠帝末年卒，时年六十余。彪以汉氏中兴，尚无全史，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其书，作八十三卷。彪书早已散佚，唯其八志三十卷，赖刘昭取以补范书之缺，乃得以保存下来。范晔本拟照《汉书》之例，撰写十志，未成而卒。司马彪的八志与班固的十志比较，没有《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是很可惜的。尤其是无《食货志》，对东汉一代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发展情况没有系统的资料，给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新增的《百官》、《舆服》二志中，《百官志》即是《百官公卿表》的继作，而《舆服志》记载的车马、冠服等制度，以表明封建的等级关系，史料价值也不是很高的。《后汉书》本纪列传部分，史学界一向认为是写得较好的。十个本纪中，《光武帝纪》和《皇后纪》因内容较多，均分上下卷，实际上本纪是十二卷。《史记》、《汉书》只将吕后入本纪，其他皇后均入《外戚传》。范晔将《外戚传》之皇后改为本纪，是有独到看法的。范氏认为东汉一代，皇后或皇太后把持朝政的时候比较多，所谓“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主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见《皇后纪序》），因此从当时历史实际考虑，把皇后全部归入本纪是恰当的。列传部分，《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一样，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但范晔根据后汉的历史特点和自己的见解，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新的类传。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曾长期把持朝政，排斥名士官僚集团，曾两次大兴党锢之狱，以镇压名士官僚集团的反抗。《党锢传》和《宦者传》就是记载这方面的斗争情况的。特别是《列女传》，范晔把才行高秀的妇女收入传中，不只注意节操一个方面，是很有见地的。如传中所载有女史学家班昭，女文学家蔡琰。我们知道蔡琰是两次改嫁，侍奉过三个丈夫的人，如果按照封建的节烈观，是不应收入《列女传》的。范晔却不为旧的思想所束缚，充分体现了他具有的进步史学观点。《后汉书》是研究后汉一代历史的主要资料，价值很高，历来为文史学界所重视。自《后汉书》问世以来，研究注释其书的人是很多的。唐朝李贤等人的注释，可以说是集唐以前各家注释的大成者。现在通行本《后汉书》，都是带有李贤注的本子。至清末王先谦，又将唐以后研究《后汉书》的成果，特别是清人研究的成果，如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等各家之作，收集起来，撰成《后汉书集解》一书，成为第二次总结性的著作。建国以后，于196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校点本《后汉书》，对广大读者来说，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大繁荣。从而学习研究历史文化典籍的人，也就会日益增多，因此编辑一套阅读二十五史的工具书，当是今天社会上广大读者所需要。有见于此，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人力，进行了这套辞典丛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在完成《三国志辞典》以后，现在《后汉书辞典》又编撰完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参考一些有关辞书，由于涉及面较广，未能一一注明，谨此申明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书成于众手，彼此之间抵牾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后汉书辞典》编委会1991年8月

《中国文化史纲》以丰富的史料、翔实的例证，新观点、新方法及简单的笔墨，从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宋元明清，直至五四运动，勾画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轮廓。《中国文化史纲》由冯天瑜编写。冯天瑜，湖北红安人，1942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1992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世界著名知识分子”称号。

全书除了绪论、小结，分为十九章，凡64万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第二章，述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南洋及广州等地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三、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重点解剖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第九、十章，述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解剖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两个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重点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的情况。第十四至十六章，论述传教士中传播西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即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贡献。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时间都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纪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人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全书章节编排，兼顾到历史逻辑与西学传播内在机制两个方面。书中附有35份统计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受西学影响伪明清学者录要、不同时期西学书刊目录和数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等机构出版西书目录、不同时期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目录等。 作者在西学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阅收藏晚清西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兰雅的私人档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的图书和档案资料，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东方带回英国的各种图书，上海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在中国搜集并带回英国的大批中译西书，使得此书的资料基础非常扎实，也使得建立在这样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书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介绍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界研究概况，对这课题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学术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重点。书中认为，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史这一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说来，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少，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对每一阶段西学传播的机构、人物、西学书刊的数量、西学内容、传播特点，都有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对于西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走势，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书中指出，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年均1种；第二阶段，年均6种；第三阶段，年均14种；第四阶段，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人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本书对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传播西学的研究，对五口通商初期西学传播的研究，对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格致书院、《格致汇编》、广方言馆等人物、机构、杂志的研究，或填补了重大空白，或对此前研究有重要推进。作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主体、受传对象（受众）、传播媒介、译书方式等因素对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对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这一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认为，传教士与西学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对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 本书的绪论部分，曾被译为英文，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翻译学研究》杂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发表；关于五口通商时期的内容，曾被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奖；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奖；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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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史》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撰的一部系统叙述北京历史的多卷本学专著。叙述的时间，自经七十至二十万年以前出现“北京人”活动起，至本世纪80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北京通史（共10卷）》依北京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特点，分编十卷；一、远古至魏晋北朝卷；二、隋唐五代卷；三、辽代卷；四、金代卷；五、元代卷；六、明代卷；七、清代（1644-1840年）卷上；八、清代（1840-1911年）卷下；九、民国卷；十、当代卷。《北京通史（共10卷）》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中国历史的专有名词术语一般以二十四史或有关主要史籍为准。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古地名，在不同时期第一次出现时，一律括注今名，地址不能确定注明方位或治所的今名。

少数民族的诗歌，大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民间诗歌丰富在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中，民间诗歌占很大比重。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史诗还是小调，都显出了超凡的奇观。创世史诗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凝聚着这个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和知识财富。许多少数民族都有风格不一而内容大体相似的“创世纪”。就英雄史诗而言，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拉斯》等，以其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而为世界各民族所瞩目。第二，载体形式多样 文字是书面诗歌的载体。少数民族的书面创作，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类型： 1.用民族文字创作 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藏族的书面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建立的吐蕃王朝，但当时多为当事者随口吟唱，而由他人整理记录。真正的勃兴和发展是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十二世纪前后。纳西族使用的东巴文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相传创制于 一千余年以前。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东巴经，这种经文记述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亦有早期的文学作品。彝文、傣文都留下了诗歌遗产。蒙古文的诗歌创作发韧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古拉兰萨是最早的开拓者。维吾尔族的先民在历史上使用过多种文字。最早的古突厥文（即鄂尔浑——叶尼塞文，或称如尼文）曾在公元九世纪以前广泛采用。以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多是一些碑铭。回鹘文使用时间较长，由于宗教斗争，文献散佚严重。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文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字。公元十世纪以来维吾尔族的文学典籍都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中古时代的契丹、女真、党项等虽然已经消亡，但留下了用民族文字记载的诗歌遗产，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鲜卑族曾有“国语”（鲜卑语）诗歌专集，可惜早已散佚。2.用汉文创作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汉文典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了戎子驹支朗诵《诗·小雅·青蝇》痛斥小人进谗的故事；春秋末年鲜虞族建立了中山国，《韩诗外传》说中山君好诗，特别是《黍离》与《晨风》（卷八）；孔子七十二个贤徒，狄黑、左人郢都是狄人。 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于文献中尚能找到先秦时代的作品，但是最早留下姓名的诗歌作者是西晋的翾风。这是一位青年女诗人。十六国时代汉国的建立者匈奴族刘渊刘聪父子皆雅好诗书，创作虽全散佚，史乘记录当为可信。前秦氐族苻坚，敦化文教，志在混一六合，明人杨慎《升庵诗活》赞其诗作残句“何让汉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民族交融的积极倡导者，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鲜卑族文化的提高。此后，少数民族的汉文诗作，层出不迭，成绩斐然。至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少数民族以其高歌长吟，汇人了汉文学发展的滚滚洪流。元、清两代是少数民族当政的王朝，和历代统治者 一样，他们都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政权的优势，为蒙古族、色目人、满族文学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3.汉文翻译在世界诸多民族尚无文字之前，汉字即已广泛使用。有些少数民族的诗歌，文献资料载明系出自于翻译。像《越人歌》、《莋都夷歌》，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一直保存完整；《匈奴歌》、《敕勒歌》虽无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而其出于翻译，亦是略无疑义的。4.汉文和民族语汉字记音这样一种类型早在唐代即已出现。《玉谿编事》、《锦绣万花谷》载南诏骠信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赵叔达唱和的诗就是这种作品。清人李调元的《粤风》，收录了许多用汉字记音的壮歌、俍歌和瑶歌，其间杂有汉语语词。也有用汉字记音的作品，如壮族的伦理长诗《传扬歌》、侗族的史诗《起源之歌》，就是这类诗作。当然其间也间杂有汉语借词。第三，多元发展系统少数民族诗歌的多元发展系统是由多种载体形式所决定。载体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于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交错这一焦点。有的民族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可是，其诗歌载体却并不限于民族文字，即同时还使用汉文进行创作。因此，也就形成了多元发展系统。 例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自有其民族文字书写的诗歌，可是，亦有大量的汉文诗歌。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以马上功业取得天下，在西征中，又有大量维吾尔族加入了蒙古军的远征行列。急暴的军事征伐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使得许多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涌入中原大地。耳濡目染，陶冶沾溉，造就了一批俊彦英杰。明人戴良在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集序中说：“我元受命，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写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犭夔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这一段话，说到了少数民族诗人成长的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汉文诗作的师承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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