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除了绪论、小结，分为十九章，凡64万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第二章，述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南洋及广州等地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三、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重点解剖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第九、十章，述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解剖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两个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重点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的情况。第十四至十六章，论述传教士中传播西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即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贡献。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时间都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纪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人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全书章节编排，兼顾到历史逻辑与西学传播内在机制两个方面。书中附有35份统计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受西学影响伪明清学者录要、不同时期西学书刊目录和数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等机构出版西书目录、不同时期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目录等。 作者在西学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阅收藏晚清西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兰雅的私人档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的图书和档案资料，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东方带回英国的各种图书，上海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在中国搜集并带回英国的大批中译西书，使得此书的资料基础非常扎实，也使得建立在这样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书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介绍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界研究概况，对这课题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学术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重点。书中认为，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史这一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说来，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少，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对每一阶段西学传播的机构、人物、西学书刊的数量、西学内容、传播特点，都有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对于西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走势，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书中指出，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年均1种；第二阶段，年均6种；第三阶段，年均14种；第四阶段，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人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本书对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传播西学的研究，对五口通商初期西学传播的研究，对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格致书院、《格致汇编》、广方言馆等人物、机构、杂志的研究，或填补了重大空白，或对此前研究有重要推进。作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主体、受传对象（受众）、传播媒介、译书方式等因素对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对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这一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认为，传教士与西学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对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 本书的绪论部分，曾被译为英文，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翻译学研究》杂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发表；关于五口通商时期的内容，曾被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奖；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奖；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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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史》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撰的一部系统叙述北京历史的多卷本学专著。叙述的时间，自经七十至二十万年以前出现“北京人”活动起，至本世纪80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北京通史（共10卷）》依北京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特点，分编十卷；一、远古至魏晋北朝卷；二、隋唐五代卷；三、辽代卷；四、金代卷；五、元代卷；六、明代卷；七、清代（1644-1840年）卷上；八、清代（1840-1911年）卷下；九、民国卷；十、当代卷。《北京通史（共10卷）》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中国历史的专有名词术语一般以二十四史或有关主要史籍为准。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古地名，在不同时期第一次出现时，一律括注今名，地址不能确定注明方位或治所的今名。

少数民族的诗歌，大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民间诗歌丰富在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中，民间诗歌占很大比重。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史诗还是小调，都显出了超凡的奇观。创世史诗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凝聚着这个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和知识财富。许多少数民族都有风格不一而内容大体相似的“创世纪”。就英雄史诗而言，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拉斯》等，以其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而为世界各民族所瞩目。第二，载体形式多样 文字是书面诗歌的载体。少数民族的书面创作，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类型： 1.用民族文字创作 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藏族的书面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建立的吐蕃王朝，但当时多为当事者随口吟唱，而由他人整理记录。真正的勃兴和发展是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十二世纪前后。纳西族使用的东巴文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相传创制于 一千余年以前。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东巴经，这种经文记述宗教方面的内容，但亦有早期的文学作品。彝文、傣文都留下了诗歌遗产。蒙古文的诗歌创作发韧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古拉兰萨是最早的开拓者。维吾尔族的先民在历史上使用过多种文字。最早的古突厥文（即鄂尔浑——叶尼塞文，或称如尼文）曾在公元九世纪以前广泛采用。以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多是一些碑铭。回鹘文使用时间较长，由于宗教斗争，文献散佚严重。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文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字。公元十世纪以来维吾尔族的文学典籍都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中古时代的契丹、女真、党项等虽然已经消亡，但留下了用民族文字记载的诗歌遗产，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鲜卑族曾有“国语”（鲜卑语）诗歌专集，可惜早已散佚。2.用汉文创作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汉文典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了戎子驹支朗诵《诗·小雅·青蝇》痛斥小人进谗的故事；春秋末年鲜虞族建立了中山国，《韩诗外传》说中山君好诗，特别是《黍离》与《晨风》（卷八）；孔子七十二个贤徒，狄黑、左人郢都是狄人。 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于文献中尚能找到先秦时代的作品，但是最早留下姓名的诗歌作者是西晋的翾风。这是一位青年女诗人。十六国时代汉国的建立者匈奴族刘渊刘聪父子皆雅好诗书，创作虽全散佚，史乘记录当为可信。前秦氐族苻坚，敦化文教，志在混一六合，明人杨慎《升庵诗活》赞其诗作残句“何让汉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民族交融的积极倡导者，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鲜卑族文化的提高。此后，少数民族的汉文诗作，层出不迭，成绩斐然。至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少数民族以其高歌长吟，汇人了汉文学发展的滚滚洪流。元、清两代是少数民族当政的王朝，和历代统治者 一样，他们都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政权的优势，为蒙古族、色目人、满族文学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3.汉文翻译在世界诸多民族尚无文字之前，汉字即已广泛使用。有些少数民族的诗歌，文献资料载明系出自于翻译。像《越人歌》、《莋都夷歌》，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一直保存完整；《匈奴歌》、《敕勒歌》虽无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记音，而其出于翻译，亦是略无疑义的。4.汉文和民族语汉字记音这样一种类型早在唐代即已出现。《玉谿编事》、《锦绣万花谷》载南诏骠信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赵叔达唱和的诗就是这种作品。清人李调元的《粤风》，收录了许多用汉字记音的壮歌、俍歌和瑶歌，其间杂有汉语语词。也有用汉字记音的作品，如壮族的伦理长诗《传扬歌》、侗族的史诗《起源之歌》，就是这类诗作。当然其间也间杂有汉语借词。第三，多元发展系统少数民族诗歌的多元发展系统是由多种载体形式所决定。载体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于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交错这一焦点。有的民族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可是，其诗歌载体却并不限于民族文字，即同时还使用汉文进行创作。因此，也就形成了多元发展系统。 例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自有其民族文字书写的诗歌，可是，亦有大量的汉文诗歌。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以马上功业取得天下，在西征中，又有大量维吾尔族加入了蒙古军的远征行列。急暴的军事征伐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使得许多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涌入中原大地。耳濡目染，陶冶沾溉，造就了一批俊彦英杰。明人戴良在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集序中说：“我元受命，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写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犭夔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这一段话，说到了少数民族诗人成长的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汉文诗作的师承所自。

《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一门研究我国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产生、发展的专业历史课程。它是高等学校文科档案专业必修的主要科目之一。本书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所作系统阐述，在于探求发展的规律，阐明其对于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借此它还可以丰富学生的专业历史知识，提高学生专业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档案事业的热爱。此次编写，在内容和章节上对《中国档案事业简史》作了较大的充实和调整。其一，本书增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和文书工作史部分。这是因为官府文书和官府档案是处于不同阶段的同一实物，研究档案必先要研究文种名称、公文程式和术语，同时还要研究文书处理程序，以进一步认识文书与档案的关系。其二，对于不同时期现存历史档案作了概要介绍，以使学生和档案专业人员对祖国历史遗产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其二，本书还加重了档案学的历史溯源及其在近代各研究方面的具体阐述，以突出我国档案学的历史特点。随着内容的增补，章节作了相应的调整。

内容简介《古史新证》系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期间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本讲义代表了一代大师学术生涯的终点。书中所提出的［一一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讲义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表过，已发表过的部分也与其它版本有所不同。书中辑录的几篇国学院学生的听课笔记，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后期的学术与思想也有参考价值。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应邀为本书写了长序。讲义的收藏者和提供者季镇谁教授写了“跋”。

本书是一部以图助文，图文并茂的历史图志，它以生动的文字，配以珍贵的数百幅图片，形象直观地将甲午战争的全部内容展现给读者。回顾这段历史，读者的心会为之震荡，思绪万千，他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本书是在著者多年研究整理研究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编订而成的，它不仅对马伯乐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作了修订，还收录了大量著者多年来的研究新成果，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适合大学历史相关专业学生参考、阅读、使用。清末，英人斯坦因第三次来华所得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法国人马伯乐整理出版，但文书均依性质分类序列，不能按墓葬归原，使得多数无纪年的文书不能断代，不利于研究，本书是陈国灿长期从事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新编定的吐鲁番文书，它明确了文书的墓葬归类，拼接了残片，纠正了马伯乐的许多错误，补充了马氏遗漏未收的文书，使得这批文书大为改观，在此基础上，本书还收录了著者对若干组文书作的前人未多涉及的研究，为文书学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著者有着多年整理文书的经验和对历史的长期研究，发表具有高水平的有关论文早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道，这是一部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会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吐鲁番文书及隋唐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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