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宫幽幽，三十四载皇帝生涯。痛苦伴随着忧伤，平生抱负也受到太多的抑压。 可能是人间密谋，也许是天缘巧合，中年皇帝意外猝死，年迈的太后随即病逝。社会传言沸沸扬扬，铸成又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有安天下的抱负，有治国的才能，又热烈追求着事业的成功和真挚的爱情。然而特殊境遇造就了他的特殊性格，在刚愎自用外衣掩饰下的多情和脆弱，使他经不起严酷的政治斗争的摔打。具有文人和情人气质的地，永远登不上只有政治家才能达到的冷冰冰的琼楼玉宇的高处，于是，他选择了逃遁之路。

《元史纪事本末》，明人陈邦瞻撰，全书二十七篇，其中《律令之定》一篇为臧懋庸补撰。陈邦瞻，字德远，明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神宗万历年间，曾经担任南京吏部司勋郎中，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在他之前，临朐（今山东临朐）人冯琦曾经编撰《宋史纪事本末》，但是，书未编成便死去了，其遗稿被弟子刘梧获得。另外，南京的一个已故侍御史沈越也曾经依照纪事本末体例修成宋代史事若干篇，其遗稿被应天府府丞徐申从沈越的儿子沈朝阳处得到。在刘梧、徐申二人的倡议下，由陈邦瞻整理，编纂为《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经刘、徐二人校订以后刊行。《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刊行以后，陈氏又编纂了《元史纪事本末》，由臧懋庸参加订，补。全书共记叙了二十七事，合为六卷，所记史事起自世祖至元十七年，止于朱元璋起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明朝初年编修《元史》时，人们对于蒙古史事要闻知之不多，后仓促之间征集一些史臣和色目人编次成书。因此，《元史》对于元代史事的记载颇不详尽，其中舛误错谬不少。

《白话精评辽史纪事本末》共四十卷，是清人李有棠编撰。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乡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卒于光绪末或宣统初年。《昭萍志略·仕籍志》称李有棠“幼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以优行贡成均就教职，考取八旗官学，汉国子监学，选授峡江训导。”《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就是他在任峡江训导时撰成的。江西学政吴士鉴认为，这两部书“纪述淹赅，考订完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士鉴上奏推荐，得到朝廷的嘉奖，特赏李有棠内阁中书衔。《辽史纪事本末》分正文和考异两部分。正文“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考异则兼采群书，用小注的形式，把诸书异同“分载每条之下……以便观览，而资质证”。《辽史纪事本末》是把《辽史》一一六卷的史料，归并为四十个标题，每个标题叙述一件大事的始末经过，而独立成篇。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

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延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不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某些实误解及其方向的。

西夏王朝是以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与辽朝、金朝和宋朝同时鼎立在神州大地，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从西夏朝景帝元昊建国伊始（1032年）算起，到末帝宝义二年（1227年）灭国为止，共立国190年。其辖境大约为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等部分地区，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在它存在的近200年期间，与宋、辽、金各朝均有着多方面联系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西夏朝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封建史家和官员的认识，从元人修史时，便把它排斥在“正史”之外，未能与宋、辽、金一样入到“正史”。这不能不使西夏历史在相当一段时期受到影响，致使大批有关西夏的史料和珍贵文献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

太宗已经作古，女皇余威仍存，在充满血腥味的宫廷中，李隆基审时度势，一举成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盛世]。本书以玄宗时代为横截面，通过众多人物活动的描述，再现了这一时代的辉煌，以及从大成功走向大失败的过程，书中着重描写和分析人的存在意识，人为自身生存和利益而产生的行为，人的本性内在、外部冲突及其结果。时代的辉煌，人物的辉煌。最后都似白昼转为黑夜般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套装全2册）》分为一、二两册。《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解说孔子所修《春秋》的一部编年体史著，故后汉人称为《春秋左氏传》。《左传》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计254年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实。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严彭祖说，《左传》作于春秋末，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唐之后对此说虽有疑义，但争论多年，人们仍以此说为持。《左传》在西汉秘府被发现时，是用战国时的古文记载的，所以称经古文学。西汉盛行经今文学，所以《左传》只在民间或学者中间私下传授而没立于学官。东汉时，古文学大兴，《左传》始在学术界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出现了贾逵、服虔等一批《左氏》学家。可惜他们的《左传》注都没有单独流传下来。

《中华文明史（第七卷）：元代》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