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以太平天国战史为主线的专史地图集。有地图１０４幅，图片１３２帧，图说和考释文字，今中国国界线按照１：４００万绘制，今行政区划截止期为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这次修订在基本保持原书通史体例的基础上，对原书的观点、内容、章节布局、内容取舍、资产筛选等问题，作了大的补充和调整。具体情况是：一“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在体例上对各章的章题表述作了统一整合，以进一步体现通史的特点；在内容上，补充了当前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为不超出原书稿的总字数也删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二、新增补一章，使原书的全五章布局，成为现在的全六章结构，时间的下限也由原书的1992年顺延到2004年。三、新增补台、港、澳地区的内容，其内容每章中用一节的篇幅出现。四、对原书稿中的某些观点、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力求在行文中用词适度，不妄加褒贬，同时，在文字上也作了进一步润色．五、对原书稿中的不规范注释，一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改正，并在文后附参考书目；插补图片50张。

这是一本关于西藏文化的书。文化是人类社会现象，是人类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和实践成果，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民俗的也是心理的，既体现为活动的结果，也体现为活动的方式和过程。文化是超自然和超个人的，也就是说，文化只与人的活动有关，大自然现象不属于文化的涵义；文化又只是对人的群体的活动的描述，而体现个别特征的现象不属于文化研究对象，个人特征与群体活动相统一，才具有文化的意义。“审美文化”，这是一个并非为广大学者普遍使用的概念，“西藏审美文化”是一个地域性文化的概念。

暂缺简介...

《汉语语法史》讲述了概述、名词、称数法单位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动词（上）、动词（下）、形容词和副词、介词和连词、构词法的发展、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词序的发展、长句的发展、名词的关系位、“之”、“其”构成的名词性词组……

中国社会思想是社会学学科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深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王处辉同志所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曾于1989年初版，又经十年耕耘，其下册终于完成并与止册修订再版同时付梓，实属可喜可贺。首先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定位问题。现在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都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列为必修课程之一，这是很必要的，尤其在大学教育提倡厚基础、宽口径原则的今天及以后，中国社会思想史更应成为社会学系的学生认真学习掌握的知识内容。一名中国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如果连中国历代人民和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的思考是什么都不清楚，他将来就很难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所以我建议社会学系的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生们，甚至包括一些理工科的大学生、研究生们，都应多读一些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著作，王处辉同志所著这部《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值得推荐的必读书之一。

《分甘余话》作者王士祯（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王士祯一生勤于笔耕，著作颇多。仅以其所所撰笔记而言，就先后著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分甘余话》只是他所撰笔记中之一种。是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本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攷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康熙四十八年序刊本是本书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此次标点，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的引文有疑问的均作了查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增加或改正的字加[]号，原刻错字仍予保留。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索，还补撰了每条的题目，进行了统一编号。

本卷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国通史》（全12卷）（共22册）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

庸闲斋笔记的几个特点：

　　一、史料广博。监于作者博学多见，既生活于名门望族之中，又宦游四方，见多识广，所记斐然。首述家世、盛蹟，实卽清代的兴衰史缩影。既有乾隆鼎盛时期，弘曆驻跸陈氏安澜园、御批渤海藏真帖的盛況、韻事，又有太平天国之后，陈氏子姓“沟壑之转，四方之散，第宅焚毁、老成凋谢”的描述和荆棘铜驼之感叹。游宦见闻中吏治得失方面，记有“宰白鸭”之事：漳、泉二府“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谓之“宰白鸭”，卽使上官讯出真情驳回县里，县官也要因反供而倍加酷刑，而“白鸭”的父母因用了富人的钱，怕案審清反置全家于死地，不敢翻案。因此每年枉死的人命“不下百数十起”。清人黄霁青在潮州集中亦记潮州“宰白鸭”之事。杨钟羲著雪桥诗话卷十並引之。足见所述极真实。“捕盗专恃眼缐之误”一条，记同治十一年清兵在扬州一带捕盗反遭大败，“眼缐乱指百姓为盗，几至株连冤死许多人。陈其元生于多事之秋，所记有些与太平军、捻军、天理教及白莲教有关。如记闽浙总督季芝昌恐白莲教一案株连良民百姓，将“教匪名册”焚毁，使数千户得以保全，地方亦无事，而自己却被遣戍新疆至死。这些，都揭示了官场的黑暗，百姓疾苦。见闻中，还有涉及中外交涉方面的内容，如卷五俄国使臣所著聘盟日记，记尼卜初（卽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使进京入觐的详细经过，陈其元“一本原文”，“以见外国尊崇中国”之意。记“澱山湖洋人劫案”，写英国流氓抢劫钱糧船，並打死军民十余人一事。陈其元下令捕获了三个作案的洋人匪徒，却因“治外法权”，竟被英国领事放跑，陈“至今思之，愤填胸臆！”书中还录“西国近事匯编”，取当时外国报纸所发消息“有关中外之大计者若干条”。陈主张“留心世事之学”。中外史料对照参阅，方得史实大觀。科学技术方面，“李善兰星命论”一条，陈其元用太阳系的科学观点分析了“星命论”的荒谬，指出王侯、庶民並非命中注定。对西方科学，他是崇信的，如“泰西测量法”，写太阳中有黑子，“黑子之见，不为灾異”，所论甚辩。“泰西制造之巧”，写德国铁甲战船驶抵吴淞，机器局冯竹儒用一千五百两银买船铁一片。又记西医的解剖屍体验病；德、法的气球空战等等。对于左宗棠创设书局、奏开船政局，李鸿章奏开轮船招商局等事，都有称颂。关于读书治学一类，“难博学”、“攷据之难”、“重宋版书之无谓”及“经文句读異解”等条，都写了读书心得及治学方法；“历代官名官制之異同”、“职官服章之沿革”，及“耕耤大典”、“卤簿名物记”等皆涉国典朝章之攷证，有裨史乘。

　　二、史料珍贵。有些或为它书所未载，或为后来著书人所援引。如卷八“姓之变更”一条中记述的钱陈羣及钱择石本姓何；李鸿章本姓许，“人知之者鲜矣”。至于陈其元所在的陈氏一门本姓高，则在卷一郭琇弹劾高士奇一事中有记载：郭並指陈元龙与高士奇为交结，有叔侄之称。

　　得旨一並休致。陈元龙奏辩道：“陈宗本出自高，：若果臣交结土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遂得白。后章唐容在清宫述闻中援引此条。卷一所述其曾叔祖陈渼善医术，官礼部时，相国和珅召令为自己看病；而座主王杰对陈说：“此奸臣，尔去必以药杀之！”陈渼进退维谷，只得不赴和珅之召，故遭一贬而再贬。陈康祺所著郎潛纪闻中徵引此条，並有评说。陈其元与名臣、学者多有交往，如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俞樾等人，于文章政事，多有受益；其所记名人轶事，亦多为它书未载。如林则徐遣戍新疆时，曾暂寓杭州闻蓝樵家，而闻是陈其元的外舅，当时陈正值而立之年，锐意经世之学，撰写“籌边策”、“屯田议”等文呈林则徐，与林意合，称叹他有“贾生之才”；林並详述了屯田籌边与开发海运的重要。后来林则徐出任陕甘总督时，卽用屯田之法。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

　　三、对史实执论较公允。如卷四借戴熊兆之口直斥贪墨官吏：“农夫服田力穑，沾体塗足，终岁勤勤；所积不过锱铢之赢；独士大夫居则高堂大厦，出则结驷连骑，衣锦彇，食粱肉，与若辈苦乐，奚啻天渊。卽令尽心民事，不敢怠慌，已恐折福，況复驕奢淫佚，贪号无厌，广积金帛，谓可遣之子孙。昭昭在上，決无是理！”卷五“侵赈之报”一则中，陈其元笔斥贪污救灾款项的山阳教论：“夫凶年饥岁，小民转辗沟壑，呼天望救，幸得赈济，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尽心，以慰民望；乃从而侵蚀之，此其心与豺狼何異？”陈其元在青浦办理丰备仓事，胥吏要从中渔利，陈说：“此区区之钱，皆荒年哀哀窮人之食也，尔等今日幸饱食暖衣，何忍夺饥民他日口头食乎？”胥吏听了皆相顾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