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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收录明人的笔记三部。 《治世余闻》、《继世纪闻》为明代陈洪谟（1474——1555）撰。《治世余闻》成书于正德十六年（1521），专记弘治一朝见闻，分上下两篇，“上篇事关朝庙，下篇则臣下事也”，多为一时所见所闻。《继世纪闻》则记正德一朝的见闻，书成于嘉靖初年。两书内容均翔实可靠，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关这时期朝政、吏治、边疆等的资料。 而另一部《松窗梦语》为明人张瀚所撰，是作者晚年追忆一生见闻经历之作，全书共八卷，三十三纪。涉及各地风物与人情、边境边疆、工商财政、漕运等内容。此书在明史研究界相当有名，书中材料屡屡被中外学者所引用。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2000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本书侧重于记载清代治国与理财方面，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

片断：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①由此可知，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产生、赖以发展的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比起讲“人是万物之灵”，更深刻的是富兰克林的名言：“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才能够从过着“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艰难生活的原始人群，进入到学会利用各种巨大能源，掌握各种先进科学手段，使自然界越来越多地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现代社会。正是为着有效地从事生产劳动，不断地推动生产发展，并谋求以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从而更好地解决人类吃、喝、住、穿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才以伟大的奋斗精神，演出过一幕幕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才以汗水和血水为代价，创造出自然界永远无法比拟的生动、丰富、辉煌的历史内容。离开了生产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离开了生产劳动矛盾运动的规律，就无法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所以斯大林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①以生产活动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无比丰富、无比复杂的层次性，人们在各种层次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着各个方面的活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五光十色的、有机联系着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运动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以剥削和被剥削经济关系为基础展开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最为显著、最为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是由人们的有声有色的活动构成的，又是在各色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横看，它由人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等关系所构成，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竖看，它波浪起伏，前呼后拥，永不停顿地向前。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近几年来，我有机会读点书，得以重理旧业，读了《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同时参看了《南史》和《北史》。这里结集的三百四十几条札记，就是重读这些史书时陆续写定的。已发表过的《三国志》、《晋书》两部分和《宋书》、《魏书》、《隋书》中的几条，这次重印作了修改补充。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两晋南朝的清议》、《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关于帐构》），也都是从札记中抽出改写、扩充或合并而成的。按照一般划分，隋不属于南北朝。但五八九年平陈以前，仍是分裂局面，而《隋书》所包含的五代史志，又涉及梁陈齐周四代，因此这里统称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为了行文处理史料方便，使用了浅近的文言。关于魏晋南北朝这十二部“正史”中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宋人笔记中偶有论及。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诸家的著作中，都有不少有益的考订论述。郝懿行的《晋宋书故》，则是专就这两部史书的词语加以训诂注释。《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宋书》以下，前人都没有笺注过，而今天为它们全面作注也缺乏足够的材料。这部札记的目的，是想就自己理解所及，对史料作点类似注解的工作，以供认真读这些史书的同志们参考。札记中考订较多，也有些议论。这两方面一定都有不少疏漏和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撰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亲组、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余自筮仕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輙纪录，以为警劝，而所纪皆业脞不次，题曰青箱褓记，凡一十卷。元佑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谨序。［一］［一］此序惟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之，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七录此序全文，今据抄本补。

《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唐两京城坊考》采摭唐人文集笔记、金石碑碣、方志地记中有关唐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有关资料，记叙两京宫室、苑囿、官署、街市、寺庙、渠道的分布，详实有据，且绘制多幅平面示意图，是研究唐史和两京故实的重要参考著作。《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唐两京城坊考》采摭唐人文集笔记、金石碑碣、方志地记中有关唐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有关资料，记叙两京宫室、苑囿、官署、街市、寺庙、渠道的分布，详实有据，且绘制多幅平面示意图，是研究唐史和两京故实的重要参考著作。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不忖浅陋，愿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一重要课题中，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对秦汉时期的文明做一点研究。由于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所能贡献于读者面前的还仅是认识中的感性阶段的内容，最多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尚不能达到认识中的理性阶段。因此，本书不敢题为《秦汉文明史》，姑名之日《秦汉社会文明》。本书著者将力图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可能搜集到的文献、考古和文物资料的基础上，将秦汉时代文明的几个方面略加探讨。但欲了解秦汉时代的文明状况，就不能不涉及秦汉时代的历史，而本书又不能承担叙述秦汉历史的任务，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将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略加叙述，同时将秦汉时代文明发展的特点加以概括，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前有一个鸟瞰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