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脈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二编和三个附录。第一编讲述史学理论，着重阐明历史与编年史、自然史与历史的不同，有二章专门论述“假历史”、“历史哲学”，还讲了“历史的人性”，“历史的选材与分期”以及“专门史的差别与划分”。第二编叙述史学史，分别论述了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的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的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等。[前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意大利文第一版序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本书追述了远古人类进化的足迹。前五篇讲述了一百万年至六千年前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后三篇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初期——夏商奴隶制社会的情况。

本书是建国后编辑的第一部以海军为专题的史料汇编，广泛搜集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大量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具有重要价值。史料真实地展现了我国海防建设中这一段辛酸悲壮的历史过程。今天，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斗争中，研究历史上的这一教训，对于我们加强海防建设是会有教益的。

《旧典备徵》和《安乐康平室隨笔》，是近人朱彭寿所著的两种较有价值、带工具书性质的清代史料笔记，对文史爱好者、尤其是对清史研究工作者，会有相当的帮助。《旧典备徵》被时人称誉为“于先朝国故人物，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纪载，既备且确，其体例与《弇州别集》相近，而精核过之”（见刘承干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各省状元人数”条，记录了起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讫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的二百数十年间共一百十二科各省状元的姓名、籍贯、科名等，可与清代进士题名碑录和馆选录等记载互相参照比较，“浙江鼎甲考”条，则专记起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约二百五十年间的浙江籍状元、榜眼、探花的名籍。“武鼎甲考”条，记录起顺治三年讫光绪二十四年的武科鼎甲姓名、籍贯，可以弥补进士题名碑录中记文不记武的不足。又如著者仿傚《归田琐记》记载闽籍得谥者例，在“浙省人得谥者”条中，按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严州、处州八个地区记录了浙江人得谥者的姓名、县籍、官职、谥号和得谥年代，可以和“一家人得谥者”条互参，起到一种谱牒的作用。其它如“世家”等条，均属此类。《安乐康平室隨笔》六卷，撰成於民国己卯（一九三九年），並先於《旧典备徵》在一九四○年排印问世。此书按事列条，不加标题。据著者称，他在撰写《寿鑫齐丛记》以外，“隨时纪载者，或谈近事，或溯旧闻，或述家风，或抒己见，兴之所至，信笔即书，虽雅俗兼陈，漫无体例，顾其间零星考订，稍有发明，且於生平身世所经，时亦誌其雪泥鸿跡，凡所缀辑，似与渔洋山人诸笔记意趣略同，爰命儿孙辈别录为卷，而以隨笔名之。”“安乐康平”四字，是光绪丁未岁（二一十三年）除日，清廷颁赐朱彭寿春联中语，因即以此名其室，並称其书。《隨笔》就其内容而言，比《旧典备徵》所记题材更为广泛，除典章、人事以外，还兼及诗词、文字音韻、版本目录、古钱、画卷等方面的记载、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起光绪二十八年讫宣统三年冬亲郡王得谥情況，在卷四中便有较详细的记载，可以补《皇朝谥法表》和清代职官年表之类工具书的不足，卷五中则就一些王公大臣的谥号和《皇朝通志》、《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中有所歧異之处，提出质疑或纠缪。卷二中对清代考试制度中的某些情況，也有可资参考的叙述，如介绍补应殿试者的考卷，考试官按例在卷面加盖“补”字红戳，此种试卷不入进呈的前十名考卷内；著者自己曾擔任过考试各省孝廉方正阅卷官，在卷三中记述殿试阅卷大臣在阅卷过程中的规定、程式情況（卽所词“转桌”），亦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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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风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

《檐曝杂记》为清人赵翼所撰零散笔记文字的汇辑，记述作者京城官场见闻交往，出仕两广、云贵经历闻见，以及读书心得等，共计六卷、续一卷。《竹叶亭杂记》为清人姚元之所撰，历记朝廷掌故、礼仪制度、地方风情物产、石刻印章、古籍文物、人物轶事、读书杂考、花虫木石等。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清秘述闻三种（套装上中下册）》是“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的一种，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合《清秘述闻》、《清秘述闻续》、《清秘述闻再续》而成。《清秘述闻》为清法式善所撰，是记载清代科举考试的专著，其乡、会考官类和同考官类，记载了清初顺治至嘉庆年间历科考官、试题及省、会殿元的姓氏籍贯出身等，学政类记叙清代各省学政一职的演变及其姓名、字号、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该书记载截至嘉庆四年，因此后人又作《清秘述闻续》和《清秘述闻再续》，两书体例均如前，所叙时间分别为嘉庆五年至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三十年。

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段形成过程。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行攻击。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了它早日崩溃。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振汉家大业。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战，无奈只好撤军。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性的军事家。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七擒孟获”、“五出祁山”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贵无”的理论，以非物质性的“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自然”的“无为”，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地位，这便为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建安七子”，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正统”之说。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谁都未能吃掉对方。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正统”之说没有涉及它。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么“正统”之说。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又写成《蜀书》十五卷。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纪”中，而对蜀、吴的君主，只是立为“传”，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