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文史资料汇编，记述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本册为第1卷 总1---4辑。

《国史旧闻（第2册）（上中下）》共三册。其内容贯穿了一部中国通史，每一个朝代、第一个时期都成立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借用余英时先生评论杨联升先生学术的话来说：“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有客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一般读者亦会由此对相隔遥远的时代产生亲切感、具体感。《国史旧闻》系作者积累多年的读书笔记，按照时代顺序编排，以专题为单元，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料摘编。其徵引的材料多，涉及的方面广，时加作者按断，介绍了不少中国古代、近代历史文化知识，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出处的线索，可供文史爱好者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但这不是系统编纂的资料用书，所引原文都经改编，已非原貌，且有某些差错。由於作者已故，如今难以一一改正，故读者在引用《国史旧闻（第2册）（上中下）》条文时，务请查对原书，以确保无误。

文化传统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时空，一直光照后世的。例如，我国史学的开山祖无疑非太史公莫属。“史”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在原始部族时代早就存在。然而，只有当司马迁说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知识分子从事的，演绎的、通释性的中国史学才正式成立。不管史学的手段和观念后来怎样变化，怎样不断演绎出新的意蕴，我认为，司马迁的这三句话，作为通史的旨归仍具有永恒的意义。近代新式通史的编写，是从本世纪初发其端的。1900年，章太炎先生最先动议创制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在那篇名为《中国通史略例》、领风气之先的短文里，太炎先生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融通古今、推陈出新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既没有国粹派迂执陈腐的酸气，也没有后来欲横断而截流的那股杀气。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10卷40篇，约8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45人的政论、奏疏。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贞观政要》一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定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面，简明精当，发人深省。

作者对汉字的源流演变作了实质性的分析研究，把汉字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即图画文字阶段；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和表音的形音文字阶段，突破了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划分四个发展阶段的传统划分法。

我国古代修史，历来有重视为人物立传的传统。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首创「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其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特别是七十「列传」，基本都是列叙人物的传记。其后，从班固的《汉书》、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直到明宋濂的《元史》、清张廷玉的《明史》，以至近人柯劭忘的《新元史》，都大体沿袭了《史记》的传统，并属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问纂修《四库全书》，统以此前纪传体史书为正史。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是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历史的全过程。从远古迄于近现代，考查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发展变化的原因，力求从多方面阐述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关系，以及自然界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本书重点考证人口数量，以廓清历史上一些混乱的户口统计。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疑案进行剖析，以及对户口统计断代的考证，使之形成一个基本上能准确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发展变化的数据系列。

《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共收集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号起，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末帝溥仪即位止，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间历代帝王334人的简历，以及他们在位期间用以纪年的年号。帝王年号是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采用的。汉武帝以前的帝王有年数，无年号。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二十五史中的纪、传、表和历代很多书籍，并经两年反复核实。因此所提供的资料是详实可靠的。

它完整记录了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叱咤风云、领航掌舵的重大举措，经历起伏跌宕、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它与共和国共经风雨……

第一章“夹攻中奋斗”汪精卫提出‘快攻中奋斗”，欲同蒋介石一争高低，但他所领导的军队却七扭八歪；老谋深算的谭延＊看风使舵，被称为“药中甘草”，鲁涤平也跟随着他左右摇摆；唐生智野心勃勃，急欲东征；张发奎一心南顾，要回广东。1927年夏季，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府：奉系军阀扶植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都自称是合法政府，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你争我斗，互不相让。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寻找和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一时间，举国所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投机钻营，刀光剑影，群魔乱舞，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折腾得乌烟瘴气。自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两个国民党政府都停止了北伐进军，而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统治权力。宁、汉继续对立，但矛盾的性质已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转化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彻底分家，汪精卫一手掌握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谭延间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唐生智统率第4集团军。他们以合法的国民党中央自居，曾向南京方面呼吁，要求在反共的基础上实现宁汉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必须以“正统”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去“统一”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对此嗤之以鼻，他当然不肯听命于步他的后尘、刚刚脱下左派伪装的汪精卫。想当初，没有汪精卫这块“金字招牌”，他蒋中正还不是一样在上海发动政变，打出了反共的旗帜。现如今，虽说汪精卫在反共问题上与他是殊途同归，而且用李宗仁的话说，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但汪精卫毕竟是比他迟走了一步。因此，以“挽救”国民党功臣自居的蒋介石，压根儿就不承认汪记武汉国民党中央是正统，强烈要求武汉归并南京。汪精卫一听便翻了脸，在唐生智的鼓动下，汪精卫提出了“夹攻中奋斗”的口号，既反共也反蒋，而且调兵遣将，要‘冻征讨蒋”。于是，宁、汉双方为争夺党统而大动干戈。汪精卫能否同蒋介石抗争到底，并最终将宁方“统一”过来，关键还要看军方是否支持他以及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从兵力对比上看，武汉国民党政府所辖唐生智的第4集团军，人数、武器装备都同宁方大体相当，在一定程度上其战斗力还略强于宁方。但是第4集团军内部的复杂状况，却给汪精卫争夺国民党党魁的斗争投下了阴影。汪记武汉政府统辖的第4集团军成分复杂，极不统一，其中包括三派湘军：唐生智派的第8军、第35军、第36军，程潜派的第6军和谭延间派的第2军（鲁涤平任军长）；一派粤军，即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辖第4军、第11军；一派赣军，即朱培德的第3军。此外，还有一些收编过来的北洋军阀的杂色部队。这些手握兵权的军事将领们，各有打算，而且彼此间矛盾重重。谭延＊虽然被汪精卫推上了武汉国民政府代主席的宝座，但他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武汉心在南京。谭延＊虽然也带过兵，肩上也扛着上将的肩牌，但却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政客。他为人世故圆滑，八面玲拢，惯于投机取巧。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革命政府声讨蒋介石时，他为表示进步，把自己的字“祖庵”改为“左庵”。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谭延阎看到汪记政权动荡不定，而蒋记政权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心中暗暗懊悔不已，后悔自己上错了船，选错了主，遂时时想弃汉投宁。（摘自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