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记录着我近十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理路，凝聚着我的学术思考结晶，展现了我个人的学术史。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问：何为“显学”？我喜用“显学”作为书名，一方面是因为我所研究和涉及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中颇具影响并富有深刻内涵的显例；它方面也是由于书中的研究内容，实为我多年来抉疑的“自得之学”。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过：“夫为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也。……亡自得者，足以为师保，不与之显学之名”（《国故论衡》下卷之一，《原学》）。 我在研究中，始终遵循着上述两方面原则，重视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具有宏观特点的历史难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批判。 在我看来，从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出发，缺少思考与批判，也就谈不上做“真学问”，而不能“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者”，自然也就不能加与“显学”之名。应该说，将拙著称之为“显学”，也还有另外的考虑。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着眼，需注重于学术史研究和学术方法论的探讨；从学术发展的外在联系来看，学术与现实不能完全脱节。两者似乎都是学术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显点”。

本书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包括规整定制的都城、等级森严的陵墓、蓬勃发展的石窟艺术、承前启后的绘画和雕塑、逐渐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等。

包括杨光先撰写的《不得已》，利类思撰写的《不得已辩》，南怀仁撰写的《历法不得已辩》三种书。康熙三、四年间，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西方世界的大案，这就是由杨光先发起、由四大辅臣操纵审理、旨在排挤和驱逐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的案件。对此，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有一个缺陷，即对此案前后所形成的 几种主要文献，未予应有的开发利用。这几种文献就是收入本辑的《不得已》、《不得已辩》及《历法不得已辩》。《不得已》完成于康熙四年，主要汇辑了杨氏不同时期的专文、呈状等，凡二十一篇。其中正文十九篇，附文二篇。正文篇目最早撰于顺治十六年如《辟邪论》、《摘谬十论》等。最晚为康熙四年，如《叩阍辞疏》等。综观全书内容，《不得已》基本上是杨氏批判、攻击西洋传教士、天主教和西洋历法的一个言论集。两篇附文为《始信录序》和《尊圣学疏》。前者撰于顺治十七年，作者王泰征，是篇吹捧杨错卫道的专文；后者原名疑为《三百六十四言》，撰于晚明，是杨氏弹劾陈启新《假尊经》的一篇奏疏。

本书共分10章，将传统史学的理论与史学方法重新整理，在解释自成一格，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史学方法论著作。所述皆国史根本要义，且多为刘知几、章学诚辈著作所未论及者，是中国史学上不朽之名著。

《后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该书记述了东汉由光武建武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25-220）一百九十五年间的历史，分纪、传、志三个部分。纪分帝纪、后纪，共十卷；列传记载王侯将相、社会上下各阶层行迹可传的人物，及汉周边诸国历史等，共八十卷。纪、传范晔撰。范华的《后汉书》今有志三十卷。这部内容是萧梁时通直郎刘昭取晋司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的。八志与《汉书》十志比较，多《舆服》《百官》二志（《汉书》另有《百官公卿表》）；少《刑法》《食货》《艺文》《沟劣》四志。范晔尝“欲偏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轩”，则以司马彪的八志补入范史，文笔不相类自待言，单就内容范围来说，也还是未能完足。

《汉书》成书于后汉和帝时，前后历时三四十年。班固世代为名家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本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意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斑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古代汉籍中，泰国地名的今释历来是泰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中外学者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本书对其中的重要地名重要地名重新作了审视和考释，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新见解，从而澄靖了泰清了泰国历史上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可供研究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史参考。

本书旨在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蒙古源流》，进而促进明代蒙古史的研究，以及蒙文古籍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全书主要包括“导论”、“译文和注释”、“原文拉丁音写”几个部分。导论中分历史背景、作者、书名、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史源文献、史学价值、特点和缺陷、版本流传及其研究等９个方面，对《蒙古源流》进行了分析阐述，力求进一步解决围绕《蒙古源流》存在的模糊不清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肯定《蒙古源流》的价值，指出其不足，为全书做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译文和注释”中用现代汉语翻译原书全文，并做了大量注释。注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文训诂，一是史实考订。前者包括译音勘同、疑难词语的沿革等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原文拉丁音写”是对经过校勘产生的定本进行音写，这是科学整理蒙文古籍的必要程序。畏兀体蒙古文由于书写形式的特点，很容易被误读，拉丁音写能够帮助读者正确掌握原文的书面语读音。这种音写音形兼顾，采用了目前国际蒙古学界通用的书写形式。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蒙汉专名对照及索引”。本书的主要优点是：１、引证丰富，征引著作达２１０种；２、订正讹误，注释条目多达５００多个；３、丰富了注史方法；４、吸收国内外最新、

《述学》所收之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辞章之文，二为学术之文。《述学》自嘉庆年间开始刊行，至今约200年，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1、小字初刻本；2、阮刻大字本；3、汇刻遗书本；4、扬州书局同治八年重刻本；5、李详、古直《汪容甫文笺》本。

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读者在这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时论近说，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子弹”。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书本”，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诘，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