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钱玄同、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钱玄同的《世界语与儒学》、《句读符号》，及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作揖主义”》、《“她”字问题》等。

序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县歇马场。

本书精选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抵抗力》等约40篇。

本书记述历史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上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在内容需要的情况下进行上溯与下廷。本书纪年，民国成立前以清代年号纪年并附注西历，民国成立后以西历纪年。本书的叙述以中华民国的历史沿革为续统。对于其他政权，均以地主政权称谓；对于抗战时期附逆的汉奸政权，以伪政权称谓。本书写作体裁基本沿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举凡政治、外交、军事、法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体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尽量录入，依事件大小在内容上有所取舍。本书采用文后详注方式，志其资料来源。对引用资料中的政治用语及党派称谓，一如其旧，敬请鉴别。本书述事，力求完备。本着兼容并蓄的原则，遇有不同认识与史料，一般采用一种观点或资料，或将其列入附注以备考订。本收基本以时间顺序对述事件进行排列。本书所列人名，以取用其本名为准，尽量避免使用称号与字。但对引文内的人名使用，一如其旧，叙及某人职务，也以当时情况为准。本书卷帙较大，涉及内容广泛。总主编在通审全卷的基础上，也充分尊重各卷撰稿人的学术观点，以示学术修改的原则。

内容片段：东京，金色的秋阳中，一层又一层的市民，密密排列在宽阔的御街上，引颈翘望。是欢迎远方佳宾？还是争看巡行贵人？都不是，市民是等待着一队队在皇宫为上寿活动而表演的女童出来，她们是枷余个容艳超人的妙龄女童呵——一个个，十七八，尖尖的脸，细细的眼，弯弯的眉，薄薄的唇。头戴花冠，或着红黄生色销金锦绣衣；或扎仙人髻，或卷曲花脚幞头。她们像穿行春风的杨柳，摇摆着纤柔的腰，移动着细碎的步，红黛相媚，顾盼生辉……日常里，虽然东京庆典之时也有这样的妇女聚会，髻鬟峨峨，服装华焕……可多是诸王邸第、公侯戚里、中贵人家的妇女，即使有歌妹舞姬，也都是饰珠翠，佩珠犀，以美贵绝伦而闻名的狄氏，靓妆却扇，亭亭独出而名动一时，颇有些今日时装模特儿展览之风味。……目录：女伎妓女争标弄潮一点星飞相扑火灾消防制度调教虫蚁奇术异能酒楼茶肆食风晨景夜色关扑赏心乐事狂欢上元生育婚俗

本书是二十五史随笔系列之“后汉书随笔”，随笔出自名家之手，内容来自中国历史。其实，就是史学理论。本书史料丰富，评论的角度独到，理论新颖，文笔优美，语言平实又不乏幽默。书中的典故和历史片断，描写的非常精彩。文中的评论，蕴含着大量的现代哲理。本书不仅能让你重温五千年的历史，更能丰富您的知识，陶冶您的情操。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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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法国汉学》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我们选登了五位法国汉学家的上作成果，这五位学者均为研究中国古代与现当代又学的专家。其中桀溺、侯思孟、马如丹三位专家的论文讨论的是古代作家的具体作品以及某些特殊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中每一局都涉及到一个在国际土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许多中国或非中国的专家们都对这些主题发表过不少的研究成果。将他们彼此的观点及结论做一对比，或可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能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丰富的内涵。另外的两篇则看重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的现状，彼埃·卡赛的一篇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安妮·居里安的一篇则侧重于现当代文学。我们发表这两篇从未刊登过的稿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译者及相关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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