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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独具风格、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形成世界上仅见的延绵不绝，高峰迭起，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系统。中国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在五六千年前大放异彩，文字的发明，金属工具的使用等一系列新事物的勃兴，使人类终于走出蒙昧时代，迈过野蛮时代而跨进文明时代的门坎。中国与其它文明古国远隔万水千山，中国文化是在基本独立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首先应了解中国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即社会的生态环境。

这是本笼而统之的著作，虽无法显示后宫制度的全貌，但也期望对中国古代宫廷政治制度的研究起到补阙拾遗的作用。使广大读者进一步加深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解的不足，并相应总结出后宫政治对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影响，以及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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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它的内容涉及上古尧、舜、禹至春秋秦穆公，有关君主们的谈话记录、演说词、命令、宣言等文献档案。《尚书》文字艰深，自汉至今，二千余年，一直被学者们公认是难读的书。这次出版《尚书：原始的史册》是从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等方面选取《尚书》的有关原文，用白话文今译，并略作评述。

程金造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部教授，一生研究《史记》，有专著《史记管窥》问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新建设》、《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史记》的论文。本书係作者又一部关於研究《史记》的专著。《史记》从两汉到晋，由於辗转传钞，字句之间颇有差异。晋徐广作《史记音义》，把那时不同的字句记录下来，其间的差别往往很大。六朝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十分感慨地说："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譌舛杂。"那是五世纪时《史记》流传的情况。到了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史记》本身的问题更加複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引用了四百多种书籍来加以说明。而今时过千余年，其所引书大多亡佚，即有存者，而或与今本有异。考稽钩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这就是本书的作用。《史记索隐》引书，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至有将《吕氏春秋》误为《春秋》者。此类问题，作者均予解决，不为无功。该书不仅匯集了《索隐》引书的全部书名，而且还介绍了所引古书的基本情况。这也是研究《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可以从此瞭解司马迁当年撰写《史记》依据了哪些材料，由此可以加深对《史记》一书的瞭解。另一方面，也可瞭解《史记》一书产生后，其它古籍怎样引用了《史记》。所以，本书在选题上虽较偏僻，读者面也不会太宽；却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的这一工作仍是做得颇有意义的。作者通过细緻的工作，把《史记》全书的《索隐》引文，复原成四百多种古籍。特别是其中大部分书都早已亡佚，使读者可免於翻检之劳而从此稿看到这类佚书的大致面貌，此书对读者起到索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对每书所作的提要，内容丰富而又扎实，文字叙述简明扼要，在持论方面也较平允、严谨。如关於《尚书》孔注，该书引吴承仕之说作为结语。而吴氏对孔注有关部分的评价，则比清人的看法较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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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文书是郭煌社会文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外学人在研读写卷时已经注意对这类文书的辑録和介绍。刘复先生旅法时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过録一批写卷，其中就有十余件契文书，编入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敦煌掇琐》中辑。三十年代日本学者玉井是博撰《中国西陲出土之契》，介绍的敦煌契，在刘书之外，新增十数件伦敦和巴黎藏卷的録文，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从类别看上，买卖、便货、雇佣、租佃、分书、放书、遗书等大体已具，只是各类契的数量有限。其后几十年间，经过有心学人的努力，陵续淘继玉井氏之后发表了《梁户考》和其它相关论文，引用的契约文书更多。我国学者许国霖在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録》里公布了北京图书馆藏卷中当时已知的契约资料。

编辑推荐：本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的变化等。主要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清潮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理论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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