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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作者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本书40篇，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是当时著名的鼓吹改革的代表者。作者认定，对文化价值不以其来自何方、创自何人而定，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本书所体现的变法思想和变法所依据的文化资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光绪在戊戌变法时曾将此书印给为官，询问何者实行，何者不宜实行，可见其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10-13世纪是两宋和辽朝、西夏、金朝等政权对峙的时代，也是中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宋朝和西夏前后有一个半世纪的直接接触，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时间较短。正是如此，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刀光剑影的厮杀以及充满人情味的民间友好往来，构成了复杂而悲壮的宋和西夏关系的历史篇章。全书39万字，引用各种文献资料200余种。分12章，主要论述了北宋对西夏政策的演变，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宋、夏的统兵体制、兵力配置、装备、给养，宋夏的历次重要战役，宋夏战争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宋夏贸易与双方战争的关系，宋夏与辽朝的三角关系，宋夏对西部吐蕃、党项等族的争夺，北宋和西夏的交聘情况，以及双方的国信使制度，“外交”文书等。而结论和尾论则就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运用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二、主要观点：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偏偏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对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80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该书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未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的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的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该书出版后，聂鸿音、罗炳良、朱瑞熙等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给予较高的评价。

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

本书原名：满清野史。

本书是一部研究汉唐丝路明珠高昌（吐鲁番）统治历史的著作。高昌地当中外交通枢纽，位于东西文明碰撞前沿，五方杂厝，百族同居，曾经创造出琳琅璀璨的异域文化。但由于记载贫乏，她的统治历史长期笼罩一层神秘的面纱。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书和文物，提供了探讨高昌统治历史的线索。本书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首次将四个中央政府、八个割据政权、四个独立王国先后统治高昌的历史，系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人对西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本书主要对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进行了探讨，对这一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能否一概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共性？为了研究的准确和便利，作者在划分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圈时对这种南北差异已经论及，而本书研究的各类“民族法文化圈”内的习惯法有其典型代表性，所揭示、阐发的原理、规律，对揭示法的起源及演进过程有普遍意义，因为法的内容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即在同一社会形态之下的法文化总的特性应是相同。这种南北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差异也正是要研究的下一个课题。本书所谓之原始习惯法应是相对于成为法而言的，它都是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之上，出自“民间”，虽然它们往往与成文法不尽一致，乃至互有抵牾，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个社会法秩序中真实和重要的一部分。

本书收录了徐中舒先生的历史论文数十篇，是现代读者研究历史的很主要的参考文献，希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和裨益。

掌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多系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故事或传说，它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短小精焊，情节生动，含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深刻的哲理。它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因此，掌故不仅具有认识价值、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审美价值，鉴于掌故是古文，不便于一般青少年阅读，我们精选部分掌故编绘成通俗风趣的漫画连环画，分类成册出版，为更多的读者提供学习与借鉴的精神财富，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缪文远君，治先秦史多历年载，于《战国策》致力尤深。勤荛博采，研精覃思，既已撰著《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间世矣；近又董理积年旧稿，对《战国策》全书校勘疏释，成《战国策新校注》，将付巴蜀书社印行。缪君持书稿相示，余读而善之，因书其端曰：自东汉高诱注《战国策》，其后宋姚宏、鲍彪，元吴师道，均有校注。清人治《战国策》撰著成书者亦不下数家，其中固多精言正解，然亦不免疏误缺失，此固由于研虑不周，而凭藉不足，参证无从，亦一因也。缪君校注此书，既博览前人疏释考证之作，择善而从，又莧采晚近出土之竹简、帛书、铜器、石刻，与文献参稽互证，细心研寻，遂能发覆纠谬，度越前修。此固由缪君用力精勤，抑亦时代之赐矣。兹就释事、释人、释地、释官、释文辞诸端举例以明之。释事者：（齐策一，邯郸之难章》载魏攻赵邯郸，齐军救赵，败魏于桂陵事。《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银雀山所出《孙膑兵法》以印证之，较《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更为本末详尽。又《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章）载扁鹊以石为秦武王医疾事。《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山东出土之汉画像石“扁鹊针灸行医图”（此石今藏曲阜孔庙内）加以证释，其事益明。释人者：《中山策》载司马惠相中山，旧注于司马意但言其为中山臣。《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吕氏春秋，应言》载墨者师与司马喜（喜与愚古通用）于中山王前议兴兵攻燕事，证以河北平山所出之中山器，知此司马喜实即《中山王鼎》铭文所言“奋桴振铎”亲率三军攻燕之中山相邦司马〈贝用〉。又《战国策》多记奉阳君事，其人亦见《史记》。但此奉阳君为何人？与李兑是否一人？众说绘纭，迄无定论。《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证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二章，奉阳君自称其名为“捝”，“捝”即“兑”字，则奉阳君与李兑为一人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