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缺简介...

"流民与移民的含义并不一致，本书尝试把对于流民史的研究从移民史的研究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论述。时代起于先秦，讫于民国，对于解放之后发生的流民潮资料适当选录引用。努力完整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流民现象，揭示其特点及其他的方方面面，使读者从中增加对于中国流民史的整体了解，同时也给有关研究者提供较为丰富、全面的资料，促进中国流民史课题的研究。"

据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宋史纪事本末》一O九卷，明陈邦瞻撰。它是继《通鑑纪事本末》以后，用纪事本末的體裁，记述宋代（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三百余年历史的书。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萬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進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在他之前，有山东临朐人冯琦（《明史》卷二一六有传），曾起草编写此书；另外，南京的侍御史沈越，也用同樣的體裁编录宋代的史事，取名《事纪》。这两部书都未完稿。后来就由冯琦的弟子监察御史刘曰梧、应天府丞徐申创议，请陈邦瞻将冯、沈二书加以增订，合为一编，於萬历二十二年（公元一六O四）着手编撰，大约历一年左右的时间，全书完成。清朝编的《四库总目提要》，说这部书“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漏略了沈越的《事纪》，是不够确切的。关於此书的编撰情况，可以参看我们这次点校本后而所附的几篇序跋。这部书，记述了宋代历史的大概轮廓，和宋代社会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於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元朝修的《宋史》，有近五百卷之多，份量很大，而且内容芜杂。其他几部有关南北宋历史的书，如王你的《东都事略》，李焘的《續资治通鑑 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击年要录》等，卷帙也相当大，记述的也非宋代全史。这部《宋史纪事本末》，以较少的篇幅，按历史事件把大量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确实表现出纪事本末體的那种前后始末，一觉了然的特色。书中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广泛，除政治事件外，如治河、茶鹽、学术思想等都有专题叙述，还记载了金和蒙古早期的历史情况。有关农民起義及统治阶级議论朝政的章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我们研究和了解宋代社会阶级矛盾的缐索。这些，对於我们今天運用马克思列宁主義、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分析宋代的历史，是有所帮助的。关於《宋史纪事本末》的刻本流传情况，據现在所知，大致是这样的：此书撰成以后，即由刘曰梧、徐申校订刊行，分二十八卷，刻於万历三十三年（公元一六O五）。这个本子，可以称之为原刻本。在这以后，又由徐申动议，请陈邦瞻續编元代部分，约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写成《元史纪事本末》初稿，並由臧懋循（字晋叔）参加订補，分为六卷。萬历三十五年，监察御史黄吉士巡抚淮南，就将陈氏的宋、元二书与袁枢《通鑑纪事本末》合刻，並将《宋史纪事本末》略加合併，改为十卷，《元史纪事本末》改为四卷。另外，明朝崇禎年间，江苏太仓人张溥，就《通鑑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並取陈氏二书逐目加以论正，附於各篇之后，改成以篇为卷。这樣，从明末以后，《宋史纪事本末》就有二十八卷本、十卷本、一O九卷本三种（《四库总目提要》把二十八卷误为二十六卷，后来有些目录书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实际上文津阁和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与提要都作二十八卷）。清初以后，二十八卷本与十卷本传本较稀。张溥的史论在清朝前期虽列为禁书，但颇有影响，而且一O九卷本以篇为卷，是一个重要優点，因此流传较广，后来好些本子就是據一O九卷本刊刻的，如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张闻升重刻本，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江西书局刻本，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广州广雅书局重刻江西书局本，等等，大约有十余种。江西书局本係據张闻升的本子重刻，並取《續纲目》等书校勘过，对原书的一些错误有所刊正，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我们这次整理校点，就是以江西书局本为底本，用萬历三十三年原刻本和《宋元通鑑》（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續通鑑纲目》（明成化十二年内府刊本）互校，同时参考张溥、张闻升等刻本，以及《宋史》、《金史》、《元史》、《东都事略》、《宋史全文》、《宋会要辑稿》、《續资治通鑑长编》等书。江西书局本对过去刊本的一些错误有所改正，但未注明依據，有时还有误改之处，我们这次就参考有关各书，择善而从，加以订正。凡補正删改的，都注明依據，写成校记，用括号小字排在各句之后。文内圆括号（）表示应删之文，方括号［］表示应補之文。常用的书名有较长者，採用略称，如薛应旂《宋元通鑑》称为《薛鑑》，等。引用各书都注明卷数，编年体史书年代与本书相同的，就从略，遇有不同的则仍加注明。我们还在分段的起始年代下附加干支纪年和公元，以便於阅读。本书校点整理工作由河北师範学院（前河北北京师範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组擔任。书中错误或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出。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唇枪舌剑》所要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外交，即以外交政策和对外交涉为中心的中日外交史。外交军事是抗日战争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两翼。研究在战前日本外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九一八”事变，应把外交和军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往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军事研究，以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抗战史唇枪舌剑》则把“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作为研究对象，在主要研究日本外交、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在此期间的对策和作用的同时，也研究中国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外学界把1928年6月日军炸死张作霖作为“九一八”事变的起点，把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终点，这已成为一般的通论。现今学界对1928年至1930年的中日外交研究已较为充分，并出版了几种专著。为此，《抗战史唇枪舌剑》拟着重研究和阐述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期间的日本-9中国的外交。“九一八”事变虽因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而大体结束，但“满洲国问题”却一直延续到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并成为日本战争外交的一部分。所以，《唇枪舌剑》还想进一步从日本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探讨1933年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为止的伪满问题。所谓外交，在狭义上是指通过国家间交涉来处理对外关系，即以外交部门为中心来处理涉外事务；在广义上则是指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各种对外交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