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78年）前后的史事及人物为中心，以“大历史”观念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并由此探讨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出版以来，知识界和文化界好评如潮，其独特的体裁、平实的文风及深刻的思考令读者耳目一新。

本书分为五个专题，以生动的笔触介绍了上自我国最古的历史文献《尚书》，下迄清代官修的我国古代卷帙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中间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为读者了解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开启了一扇明窗。 《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初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创议、主编的我国第一套大型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自一九五八年至今，四十寒暑，经过几代文史研究专家的不懈努力，累计出版近三百种，印数逾千万册，劳绩斐然可观。它以灵活多样的体载，包罗宏富的内容，短小精致的篇什，通俗洗练的文字，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和陶冶审美情趣都是很有益处的，因而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青睐。这套集知识性、权威性、趣味性、大众性于一体的小丛书，既有传播中华历史知识、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功用，又不失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推而广之，它必将化作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一座桥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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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这是一本以黔东南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为研究对象的妇女人类学著作。本书的作者来自西江，是一位苗族女性研究者，她以自己独具的优势、独有的资料以及满腔的热忱和真诚的态度熔铸了这本书。本书以一个典型的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以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访谈为方法，以妇女口述史为切入点，在特定的社区背景下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展示了文化怎样塑造了人和人怎样创造着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从而提供了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并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妇女文化标本。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嘉峪关市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等等，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本书是安全区主席拉贝的日记，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和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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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即《白虎通义》，汉班固等撰集，系汉章帝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的记录。清代陈立的《疏证》，是《白虎通》校释中水平最高的。此次整理，还收录了卢文绍的《今本44篇阙文》、庄述祖的《白虎通义考》和刘师培的《白虎通义斠补》等8种资料，对研究《白虎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本卷收入陈旭麓教授学术浮想录695则、序言与书评35篇、诗词64首、时论与散文21篇、书信163通，以及附录4种。《浮想录》之名系陈教授自定，原稿写在两册32开的笔记本上，全为语录式的警句断想。陈教授在世时，曾与弟子们多次谈及此稿，但从未示人；陈教授去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整理遗稿时找到此稿，现按原稿排印，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技术处理。这部稿子是陈教授晚年思想的结晶，记录了改革开放年代一个历史学家的哲学思考，其中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法，是陈教授历史哲学的精粹部分，多意味深长，耐读耐想。“序言与书评”系陈教授晚年整个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别人阅稿作序或撰写书评，曾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撰写的序言或书评，很少就书论书，而常常由书生发开去，视野宏阔，议论精审，一篇序言或书评往往就是一篇见解独特、情文并茂的论文，如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瞿秋白年谱》、《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道光皇帝传》、《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之谜大观》等书所作序言，就是极为精彩的篇什，为学术界所推重。“诗词”属陈教授的业余爱好。陈教授自幼酷爱文史，擅诗词，从事史学教研工作以后，仍喜填词作诗以遣兴抒怀，但多时作时丢，保留甚少。他在世时，曾将1976年以前残留的诗稿，按时间编排，题名《剩诗忆存》，并由一弟子用毛笔正楷抄录。本卷所收1976年以前诗词，即按《剩诗忆存》排列，并补入新近发现的若干首诗词。1976年以后部分，是在陈教授去世后，我们从报刊和他生前好友、学生处搜集而来，亦按时间先后编排。这些诗词有言志，有感时伤怀，也有咏史，多直抒胸臆，是了解陈教授内心世界的重要窗口。“散文与时论”多为陈教授早年和晚年之作。早年撰写的时论政治倾向强烈，如《我们向哪条路走》、《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暑假话大学》、《吊“北京人”》等一系列论文，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这些文章多发表在《观察》、《时与文》、《展望》和《大公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上，在40年代后期的上海社会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晚年撰写的散文随笔有对故乡的深情，如《湖山情思》，有对社会现象的针砭，如《模特儿与社会心理》，也有对学术自由的憧憬与呼唤，如《去忌讳》、《发挥史学家的良知》等，所有这些都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情怀与良心。“书信”部分系陈教授去世后由其家属出面征集而来。陈教授在世时与学界的前辈、同行、朋友、学生多有书信往来，但绝大部分均已散佚不存。惟其如此，本卷所收163通书信就尤为珍贵。这些书信多属与友朋、学生切磋学问的学术通信，但其中也有不少谈及个人的境遇，有的语酣情长，也有的意味隽永，是了解陈教授处世为人及晚年心境的绝好资料。

《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人物照片中，除晚清人物和逊帝溥仪等在故宫居住期同的人物照片外，还有溥仪住在天津张园和静园时所拍的一批照片、民国时期部分人物和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的一些照片，以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晚清新式军队、清末某地水災災民照片等等，都保存了很多难得的历史镜头。又如1924年印度诗圣泰戈尔来华时，曾到故宫会见溥仪，并在御花园四神祠前合影留念，其后在景山荘士敦家中舆诗人林徽因、徐志摩及当时的民国政府总理颜惠庆等十二人合影；以及张学良、于凰至舆美国人端纳等参观故宫乾清宫的照片等，也都极为珍贵。这些照片，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宫廷史、文化史、社会史及帝国主义侵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期望，这本《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的出版，能够满足广大历史研究者、爱好者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需要。对《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编选上的缺点和错误，则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