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漫步》这部书，是对外国现代一部分著名汉学家及其学术成果的论述评价。参加执笔的各位学者都熟悉国际汉学，其间不少位曾在外国任教或留学。他们或有关汉学家有较多交往，或对所论汉学作品有较深研究，因此书中介绍绝非泛泛之谈。和其他学科一样，汉学的学科发展也是越分越细，论著的专门性越来越强。早期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多作综合的、概观的研究，后来则逐渐深入到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等方面，而且特别强调专题的探讨。结果是汉学家日益专门化了，他们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也趋向于彼此对口，即研究中国某一领域、某一题目的学者，专与中国同样范围的同行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往来。这样，中国学者大多只了解自己学术领域内外国汉学家的成果，对于各国汉学发展的总的趋势，却不容易有概括的认识。国际汉学研究，目前在国内刚刚起步，介绍和评述国际汉学研究的书籍可谓寥寥无几，本书是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初步尝试。诚如书名所示，本书是对国际汉学所做的一次汉学家研究的具体介绍，将他们所开拓的汉学研究的新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等，加以评述，出凸现出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些风貌，切实地增进我们对于国际汉学的了解。

本书主要包括“两情相悦”、“祸从天降”、“屈打成招”和“峰回路转”等内容。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是一部讲述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仪礼》内容来源古老，涉及面广，保留了丰富的我国上古社会史料；《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内容讲述哲理及礼仪法度及孔子首创的礼学思想。本文临末想说的是：礼教杀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复古不但迂腐可笑，而且可恶。然而《三礼》自有其精华。全部《三礼》对于研究礼仪之邦的历史颇为重要，而其精华对于根治社会的创伤亦足资借鉴。希望《三礼》的这个点校本对社会、对读者有益。句读如有可取，那是沈师以及其他前辈大师教诲、启迪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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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学报共收文19篇。其中九篇对我国古代政治、商业、兵制、礼制、刑律、文化传说和王朝古迹进行研究和考述。三篇为文艺论文，对我国唐代和清代文学艺术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两篇为人物学术活动、学术成就专论；其余五篇为书评。论文之后附有《燕京学报》新一、新二期目录。适用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历史、考古、文艺、政治等有关人员。

1990年底，我们按期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10卷本清代全史。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同行们的鼓励和鞭策，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同时，不少海内外朋友对书中的缺点，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我们把表彰和批评都看成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但很遗憾，在1995年重印时，只能就个别错字进行技术性的改动，至于对全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作较大规模的修改和补充，只有等待将来的机会了。

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北）人寇准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最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最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江西抚州（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刘承珪、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人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最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宋真宗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四川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郓州（今山东东平）图书；以朱家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轩言：“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周紫芝曾见到其书目，“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难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叹。郓州的董迪也是位藏书家，著有《广川藏书志》26卷，根据家藏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考其本末，而为之论说”，还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书颇为丰富。京东藏书多的州郡还有几个例子。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张昭，藏书数万卷；淄州（今山东淄博西南）人周起，藏书万余卷；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张纯臣，专建藏书的大堂，“环壁架书”，“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累积数千卷；青州（今山东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徐州（今江苏徐州）江氏也是藏书家，《宋史·艺文志三》载有《徐州江氏书目》2卷；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家，据其妻子李清照言，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存留，“所锁十间屋”。家藏极丰富。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如宋初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宋挡，中进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主簿，传抄了大批书籍，任满后“载数千卷以归”。他仕宦30年，“唯聚书以贻子孙”，使之不忘读书人的根本。京兆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儿子李丕绪，“家多图书”，并收集历代石刻数百卷。另一长安人石才叔，“家蓄图书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则有藏书数万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两宋之际任提点刑狱并死于难，生前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故而有万卷藏书。西北多武将，但武将也有藏书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将吴廷祚颇好读书，家中聚书达万余卷，实属难能可贵。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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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汇编》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资料汇编，5000馀万字，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档案，从而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分为五辑，第一辑《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一、二辑）（合1册），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7年）（在第三辑编辑出版时，学术界尚称北洋政府，现在学术界已不称北洋政府，而称北京政府）（共17册 财政（共2册） 军事（共4册） 工矿业 教育 民众运动 文化 金融（共2册） 农商（共2册） 外交 政治（共2册）），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1927年）（共2册），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第一编 （共25册 政治（共5册） 财政经济（共9册） 军事（共5册） 教育（共2册） 外交（共2册） 文化（共2册））、第二编 （共27册 附录（1—2册） 财经（1—1 O册） 外交（1册） 教育（1—2册） 政治（1—5册） 文化（1—2册） 军事（1—5册））。本书为第五辑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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