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祥先生是著名史学家、隋唐史大家。本书对隋唐五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使读者能够对中古社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够明晰隋唐五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在国际社会的位置。作者对于均田制、两税法、藩镇割据等论述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对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变革具有独到见解。

本书收录宁波桕墅方方氏家族、小港李家、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五大家族后人的家族历史回忆记录，通过后人对家族几百年历史的回顾，讲述了先辈们艰苦创业的故事；通过对家族一代或几代主要人物史迹的描述，还原了以商业起家的这五大家族的历史全貌，这五大家族在近现代上海历史上不乏叱姹风云的历史人物，既有对中国现代工商业有重大贡献的实业家、商业巨子，也有上海钱业、金融业的创始者及发展者，还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的革命者……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既有后辈生动丰满的回忆，亦有文献史料佐证，是不可多得的了解甬商家族及他们所串联起来的近现代上海各方面历史的生动读物。

晚清时期，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华文化逐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使臣是出现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国使者。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晚清使臣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和认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书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及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形象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同时又较为细致地探究了使臣们是在何种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下进行描述的，从而揭示出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议会形象变迁之轨迹，同时凸显出近代国人对其复杂而微妙的心态。

碑传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物撰写传记的重要体裁，属于私家撰述，包含碑（墓碑、碑记、神道碑、墓志铭等）和传（家传、别传、行状、事略等），是了解古代人物的重要资料。对一朝碑传文字进行合编，宋时已有，至清代，则有钱仪吉之《碑传集》。《碑传集三编》，汪兆庸编，收罗清代光绪、宣统以来商官显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绩、碑传、墓铭等汇成50卷，又卷首1卷。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之后的又一重要碑传文献，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补遗、参证、续纂之功，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和近代人物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辑录的范围包含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史书以及大型类书、地理总志中有关秦汉三国时期东部鲜卑之资料，其断限上起秦始皇三十三年，下迄曹魏邵陵嘉平元年。《国语》等典籍中所载之“鲜卑”虽不在此范围内，但因与鲜卑起源相关，酌情收录。

契丹是中古时代生活于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907年建立辽朝，1125年被金朝灭亡后，又越过戈壁，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一直到1218年被蒙古灭亡为止。契丹积极吸取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形成丰富多彩的契丹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物、遗址，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围绕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即契丹学。《契丹学研究》是坐落在契丹故地上的赤峰学院主办的，旨在为契丹学研究开辟学术交流渠道的学术辑刊。本辑即为辑。本辑分为“历史与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献资料研究”、“语言文字”、“学术动态”等栏目，收录的论文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论文从多种专题或视角，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契丹学领域中的多种问题，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展示了契丹学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前景。

本书以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以流畅的笔触激活那段历史。在一个生动的历史流程里，凸显出那些人与事的意义，在一部断代史的著述里照应“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本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围绕天命、合法性与政治兴亡这一主题做了通透的论述，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诸如衣带诏的真伪、《隆中对》的得失、襄阳之战的明暗折冲、夷陵之战的败因、永安托孤的迷思、孙刘联盟的政治问题、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检讨等——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修订版除了在行文上更形精炼，对李严案、姜维复国之谋等细节也作了补充性的分析。

本书运用性格心理学，通俗易懂地描述和严谨细致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本书厚基于中国历史史料，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以中国二十五史为基础，把每个朝代当作每个（企业）组织来看待，重点探究组织传承的性格之道，运用基于国学四象思维的黄氏TOPK性格工具，从领导者的性格类型的角度解读组织兴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读中国各个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并通过数据统计和对照分析，探究组织创建和传承的性格规律，探讨组织基业长青的性格奥秘。 本书对现代企业优化创业搭档团队，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创建；对现代企业优化接班人选拔机制，提高企业接班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传承，突破组织周期律，打造长青基业，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森林帝国（增订版）》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本书在原版基础上增加近三分之一内容。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北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组成，到全面、细致地介绍满洲三千年历史发展历程，成功回答了“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这一历史之问。书稿史料翔实，配以精美彩插，重新绘制7幅中国古代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