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极为难得的经由特殊研究视角所呈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著作。全书从女性、儿童、军阀三个侧面，切入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与时政。走出闺阁的“娜拉”能否从“被凝视的他者”转向身体与灵魂的自觉？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游泳池带来了摩登生态的同时，又为社交伦理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儿童的游戏、玩具、书本、展览会应定格于他们的天性，还是亟须嵌入国难来临的启蒙教育？为什么经济文化实力并不发达的广西军阀，却能够称雄北洋时期的西南边陲？作者从《申报》《大公报》等诸多史料中挖掘尘封的细节和珍稀的照片，重现了中国近代军阀博弈、抗战动员、都市文化、性别革命等等所构成的多元而独特的历史经纬，它们合力塑造着风云莫测的近代中国，以及其间的生命觉醒与文化变迁。

在宋代，士人阶层队伍空前膨胀，与之相应，士人阶层女性群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本书明确界定“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概念，从秩序、规范与女性的实际生活入手，按照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的逻辑顺序进行组织，广泛考察宋代国家、士人社会、地方乡里以及士人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系统展现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生活实然，并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宋代社会秩序、规范与士人阶层女性生活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探讨了宋儒凭借阴阳学说，诠释和建构理想性别秩序的过程；性越轨法律和旌表制度对性别秩序的规范；士人舆论、乡评、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教化与期许。下篇则从社会实然的角度，考察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面貌：她们对公领域的参预；她们的阅读活动；她们的休闲娱乐、旅行和交友聚会；以及多元的夫妻关系和妻妾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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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明武宗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生动地记述了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和军事活动。明武宗这个被认为是明代最荒诞、最另类、最有个性的谜一样的皇帝，其出身之谜、宠幸之谜、荒诞之谜、好战之谜、巡游之谜……在本书中被一步步揭开谜底。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立体、鲜活的君主形象，也折射了他所处的动荡、变革时代。

契丹是中古时代生活于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907年建立辽朝，1125年被金朝灭亡后，又越过戈壁，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一直到1218年被蒙古灭亡为止。契丹积极吸取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形成丰富多彩的契丹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物、遗址，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围绕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即契丹学。《契丹学研究》是坐落在契丹故地上的赤峰学院主办的，旨在为契丹学研究开辟学术交流渠道的学术辑刊。本辑即为辑。本辑分为“历史与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献资料研究”、“语言文字”、“学术动态”等栏目，收录的论文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论文从多种专题或视角，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契丹学领域中的多种问题，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展示了契丹学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前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东西方列强的欺凌，相继与外国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列强通过这些条约，大量侵占中国领土主权，勒索巨额赔款，攫取传教、鸦片贸易、来华游历、修路开矿、驻军等各种特权。衰落腐朽的清王朝，深陷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任人宰割。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念兹在兹，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吹响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角。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到祖国怀抱，不平等条约终于全部废除，百年国耻得以彻底洗刷。

上册《吴王阖闾传》：本书描述一代雄主吴王阖闾的故事。吴王阖闾，姬姓，名光，又称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公元前548年，诸樊在战场中箭身亡。后王位被余眜之子僚继承，吴王僚平庸无能，贪图享乐，没有作为。而失去继承权的公子光见大局已定，暂时没有抗争。公元前515年，公子光结识楚国人伍子胥。伍子胥出逃吴国，在市场上吹箫乞讨，公子光便暗中与伍子胥联手，谋划夺位。在一场夜宴上，义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夺取王位，史称吴王阖闾。此后吴王阖闾邀请在吴国避难的军事家孙武出山。被后世尊为文圣和武圣的伍子胥和孙武在吴国走上历史舞台。吴王阖闾施展雄才大略，委任伍子胥为宰相，孙武为大将军，实施伍子胥的治国方针，建立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吴国迅速崛起。公元前506年，吴军伐楚，孙武以少胜多，占领楚国首都郢都。战后，吴国一跃而跻身大国行列。下册《吴王夫差传》：本书以夫差复仇兴国，成就霸业后迅即覆亡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灭吴为两条主线，中间穿插范蠡、西施与夫差之间的情感、政治纠葛，情节跌宕起伏，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两千多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被越国打败，阖闾身陨。夫差带着悲痛和仇恨登上了吴王的大位，整军经武，欲报越国一戈之仇。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派军进攻吴国，兵败求和，入吴为臣。在此期间，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为施美人计，范蠡甚至将自己的心爱的浣纱女西施献给夫差。三年后，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放勾践一行归国。公元前482年，夫差举兵北伐，黄池会盟；勾践乘虚而入，杀吴太子，迫使吴国求和。随后几年，越国在笠泽大败吴军，吴国自此一蹶不振。此前，夫差错杀伍子胥，羞愧难当，悔不当初。与勾践对峙几年后，夫差终被打败。他拒绝投降，自刎而死。与他共同生活了17年的西施，早已和夫君结下了深厚感情，亦服毒自尽。

神秘的曼陀罗花会根据采收人的不同状态而有不同的药效？中亚地区有能长出绵羊的植物——“地生羊”？无畏的波斯人如何从无边无际的“水银海”中获得水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博物学和自然史的经典著作。它独树一帜的分类方法和包罗万象的宏大规模，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博物学家，在中西方文化研究中都拥有持久的魅力。

该书辑录的范围包含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史书以及大型类书、地理总志中有关秦汉三国时期东部鲜卑之资料，其断限上起秦始皇三十三年，下迄曹魏邵陵嘉平元年。《国语》等典籍中所载之“鲜卑”虽不在此范围内，但因与鲜卑起源相关，酌情收录。

“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