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丛书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由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编纂出版的系列图书。《庆阳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为该丛书中的一部，全书选取1936年至1946年间的抗战档案，内容主要集中在抗战宣传、抗敌出征、优待抗属、防空防特四个方面，是全面、立体反映抗战历史全貌的宝贵史料。

本书是一本中国古代史论文集。为庆祝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创办三十周年，此次从2014级至2018级的本科优秀毕业论文中选取21篇，分为上（中国古代史）下（中国近现代史）两册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史近五年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成果。这些论文涉及历史文献学、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女性史、阅读史、儿童史、北京史、东北亚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专题。虽然这些论文尚显稚嫩，但却是学生们不断钻研的成果。期待他们以此作为科研创新的基础，未来展翅高飞，开创一片新天地。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关于清代“邸报”在欧洲流传情况的研究。现存1800年前的邸报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清初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编纂的欧语文献，这些文献在中国汇编完成后以私人信件、报告以及翻译等形式送至欧洲，大多被收录在有关中国文化的文集中。一方面，它们记录了早期清代邸报的实貌、规格、版式、内容和使用情况，并涵盖了中文史料中未记载的信息；另一方面，它们也展示了欧洲人在中国如何阅读邸报，以及他们作为全球代理人如何向欧洲介绍中国，进而使邸报加入全球信息网络的情况。作者分别选取康、雍、乾三个时期中的代表性个案详细分析了这一过程，证实启蒙运动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和治国之道的重要观点，正是建立在与邸报直接相关的文本基础上的，说明邸报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观念进入全球公共领域的时间远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早。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钟鸣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关于十七、十八世纪中欧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纪年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考察了明末清初出现的一种特殊体裁的史书——“纲鉴体”史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西方的中国上古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讨论明末清初纲鉴体史著谱系和来华欧洲人对中国历史和年代学的叙述以及他们的中文史料来源，在对比二者的基础上引出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国历史书写中的文化间交织；第二部分以中国上古历史中帝喾及其妻妾为中心，通过不同文本中的不同记载来追踪喾的人生轨迹及其妻妾“神奇生子”的传说，并以此作为一条主要线索，重构史书文本的谱系以及不同类型史书间的差异，通过跨文化诠释学的视角探讨欧洲人对中国历史文本的解读。

本书为作者用10年时间打磨而成，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为蓝本，结合近年来的最新史学研究，用通俗流畅的文字讲述唐朝三百年历史，共八卷。第四卷为《女皇则天》，讲述武则天临朝干政这一段历史。从后宫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腕，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用人方面，她明察善断，多权略，能用人；治国方面，她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业兴旺，国力蒸蒸日上。当然武则天的治国也存在外事不力、酷吏政治、过度崇佛等问题，这也使得她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本书史料翔实、语言风趣、视野广阔，并有一定的深度，细致深入地书写唐代历史，宛如在显微镜下放大历史细节，让读者看到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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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建设、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人民的创业史、探索史和奋斗史，是接续奋斗、创造新辉煌、书写新的伟大成就的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组织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理论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对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旨在助力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自主的新中国史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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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所出新资料，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相互印证，辅以实地考察，考订复原若干湮没不彰的历史真相及场景，探究揭示唐朝前期经营治理西域的实态与特色。唐初通过管理体制调整、人口迁移、民户调查等重要举措，切实把西州建成经营治理西域的坚固堡垒与前沿阵地。武周以后设置的陇右诸军州大使、碛西节度使等，表明唐廷善于根据边疆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西域边防管理体制，体现了其灵活变通的边疆治理策略与智慧。唐朝治理西域采取分类管理原则，对伊、西、庭三州进行直接管理，在龟兹等地则实施“胡汉一体”治理体系，推动中原制度与地方制度相结合，不仅促进了龟兹等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亦有助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唐朝治理西域的历程及特点，不仅可以彰显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特质，揭示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强大动力，还可为国家文化润疆工程及边疆学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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