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与东南洋群岛志略》陈寿彭编著，二十四章，民国三十五年正中书局版。全书介绍了南洋与东南洋各群岛与岛屿：新不列颠与爱尔兰双岛、吕宋群岛、婆罗洲、苏门答腊、瓜哇列岛、西里伯、摩鹿加群岛、新几内亚、路易氏得群岛、亚摩老地群岛、新不列颠与新爱尔兰双岛、所罗门群岛、圣大克卢斯与班克斯及新赫布里底三群岛、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与东加两群岛、解裴与澳大利群岛、社会与底两群岛、皮特卡仑岛、依斯题岛、马贵斯与马尼赫器两群岛、夏威夷群岛、迷克罗内西亚三群小岛、新西兰三岛、澳大利亚洲24种群岛与岛屿的情况。对于各岛山川形势、天候土宜、人情风俗、物产特异、行政税收、水陆交通，记载详明。对于研究南洋群岛以及东南洋群岛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粤剑编》明代王临亨撰，四卷，明万历中刻本。王临亨，字止之，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此书为王临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奉命到广东审案，记途中见闻所作。卷首叙述了书名由来，“虽无陆贾千金装，名可当其百金剑矣，因以粤剑名编”。此书分为四卷八类分别为：古迹、名胜、时事、土风、物产、艺术、外夷、游览。万历时中官税使横暴为虐、欧人东来、葡人据澳、倭寇之扰等，此书也尤多反映，故此书对于研究明代南粤山川物产、古今遗迹、逸事、历史文化等都有非常高参考价值，也对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南洋与日本（下）》为《南洋与日本》的第五章。《南洋与日本》日本井上清著，黄率真译，五章，中华书局民国三年。日本井上清于民国元年七月亲赴南洋实历各埠八个多月至民国二年春归国将其调查所得者分类编纂为此书。黄率真在序中将此书要点分为四类，其一：叙述各岛各埠之地质、地理、地形、以及一切水路交通状态，宛如是一部南洋地志；其二：叙述橡皮、锡矿、煤油以及一切糖茶咖啡输入输出情况，南洋通商业志；其三：叙述各国对于南洋各殖民地之设施、制度、教育、开发等各事业，宛如一部各殖民地政策得失比较史；其四：叙述各国取得各殖民地之手段，以及期间的曲折风波及侨民土民的待遇等，宛如一部十九世纪西力东渐之活历史。此书的是研究南洋与日本难得珍贵史料，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南洋与日本相关方向的价值自然也不言而喻，非常具有研究意义。

《远西奇器图说（二）》为《远西奇器图说》的第二部分，第三卷。《远西奇器图说》是明代瑞士人邓玉涵口授，王徵译绘，共计三卷，天启七年（1627）出版。此次影印为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版。邓玉涵字函璞，瑞士人，耶稣教传教士。天启元年（1621）来中国。王徵明代科学家、机械学家。此书卷一论重之本体，六十一条、卷二论各色器具之法，九十二条、 卷三绘起重十一图， 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铣四图。此书讲重力，重心，比重等概念，解释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原理，而且以图说明应用原理及其起重、提吊等器械用等，是介绍西方力学的早期著作，彼誉为“我国部机械工程学”、“我国部物理学及机械工程学书”，其史料及物理方面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新制诸器图说》明代王徵著，成书于16261627年，不分卷。此次影印为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版。明末机械专家王徵受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技术的影响，撰写了此书，书中描述了9种机械，其中，鹤饮、轮激和代耕等属于他自己的创造，虹吸、风磨、自行磨、自行车和轮壶是受西方技术影响的设计。全书采图文对照形式，手绘图解图在前，图说文字居后，各类制器有“各类制器图说引”，各器有“各器图及图说”。图说后附“铭赞”及“字音”。此书是明末机械专家王徵的又一力作，与他绘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早的一批成系统的物理及机械工程专著，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丝绢全书（下）》为《丝绢全书》下集，辑卷六至卷八。《丝绢全书》明代程任卿辑，八卷，明万历中刻本。此书细载录了明代隆庆、万历间，徽州歙县民众因不堪官府繁重赋税之苦，上书陈情，牵动五邑民情汹汹，几乎酿成激变之“丝绢风波”的始末。书中所收录的大批当时涉案各方的告词、申文、揭帖、宪牌及官府覆本等，为我们研究明代的赋税政策及阶级状况提供了珍贵的手资料。《丝绢全书》为研究明清时代的诉讼和审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个案参考价值，为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是一种明代珍稀的法律诉讼档案的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也是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文献补充。

《三宝征夷集》明代马欢撰，一卷，明抄本。也名《瀛涯胜览》，成书于景泰二年（1451年）。马欢字宗道，汝钦，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回族人，明代通事（翻译官），通阿拉伯语，曾随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马欢将其随郑和所经访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社会生活、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物产资源等情况辑录成书，《瀛涯胜览》与《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并列为初记录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史料，是中国与海外交通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西洋交通的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郑和七次航海经历引领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走向，而此书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和不可或缺的。《越南游历记》清代严璩、恩庆撰，一卷，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驻法使馆参赞严璩奉命偕同恩庆前往越南各处游历考察了两个多月，其见闻汇成《越南游历记》。此书分为七个内容，依次是呈文、法属中印度纪略、日记河内埠广帮身税名数、河内华商名单、法属南圻六省酒商名单、堤岸机器米磨公司九家名单。书中记录了河内、安拜等北圻地区华侨华人的数量以及经商情况，，呈现了20世纪初期越南北圻地区华侨华人生活状况，书中的许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北圻华侨华人的情况，是极难得的华侨史料，而且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材料。

《印度小史》滕柱译，十六章，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少年史地丛书》本。此书为印度简史，开篇从印度民族的来源讲起，又讲述了几个印度被外来民族侵犯的时期历史，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时期及事件，还重点讲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战争等。民国时期翻译国外著作比较多，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历史的关注也是其中的一类，此书篇幅不大，但能帮助我们更快速了解印度历史。也是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半岛方向很好的史料文献支撑。《马来亚历史概要》张礼千著，四章，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版。此书为对古代马来西亚历史概述录。从目录上分：马来亚历史概要、英荷在东方之斗争、一八二四年之英荷条约、马来亚之原始民族四部分。其中对于马来西亚历史概述比较清晰，还重点阐述国际间的战争对马来西亚的影响。此书也是民国时期对于南洋问题研究的文献史料之一，为我们研究马来西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文献，对于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海运摘钞（上）》为《海运摘钞》上集，辑卷一至卷二。《海运摘钞》著者不详，八卷，明代著作，民国二十五年上虞罗氏石印《明季辽事丛刊》本。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 ，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为解决军饷不足，于是决定加征饷银，筹措此项军饷而加派的田赋款项，称为“辽饷”。此书主要内容正是对这一专项军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征收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为止，从筹集、用途、分拨、各官吏部分协作等记载详细，为明代这一辽饷案研究的不必可少的史料文献，也对丰富了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题材，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山传信录（上）》，为《中山传信录》上集，辑序至卷二。《中山传信录》清代徐葆光撰，六卷附《中山赠送诗文》一卷，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徐葆光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农历六月奉命出使琉球，册封当时的琉球王尚敬。至翌年（1720年）农历二月回国，在琉球逗留达八个月。在此期间，徐葆光搜集琉球史籍资料，游览山海，观风问俗，并将这些见闻游历，编录成《中山传信录》一书，此书被誉为明清两朝出使录中记录为详尽的一部。全书分为六卷，卷一主要内容涉及封舟制作及人员配备、渡海兵役、航海设备、针路、航海日记、历次封舟渡海日期、风信、天妃灵应记、谕祭海神文及春秋祀典疏等。卷二以使臣抵琉后举行谕祭先王、册封新王典礼以及琉球国王对册封使团的接待为主要内容。卷三中山世系图，主要内容涉及琉球王国起源及琉球王国世系，琉球国与中国问历年封贡关系等。卷四内容涉及琉球星野、潮汐、琉球三十六岛概貌、琉球地图、纪游等。卷五介绍琉球官制、冠服、仪从、氏族、取士、采地、土田、历法、礼仪、先王庙神主昭穆图、圆觉寺本宗昭穆图等。卷六有关风俗、屋舍、米廪、器具、女集、舟、轿、马、弓箭、呤土产、字母、琉球语等诸多内容。这一部琉球地区历史地理志，对于研究琉球政治、社会、风俗、文化，都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也对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