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形色色的证照，活现了百年中国历史。作者是一位收藏“历史碎片”的民间收藏家，他耗费十余年心力，搜罗了近3000件历史证照。本书精选从未收入正史的历史残片300余张，从婚姻证照、文凭、妓女卖身契、教师证、娼妓生活、鸦片与缠足、特色彩票、门票、请柬、交通执照、通讯票证等国民生活的十个侧面，拼绘出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图景。这些证照每一张都是收藏家踏破铁鞋搜罗来的，其中不乏珍品和孤品，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有着独特的文化含量。它们见证了百年中国历史的荒唐，能够以小见大，活现历史。把这些证照按时间顺序拼接起来，就是一部独特而生动的中国现代生活史。作者以轻松有趣的文字介绍了这些证照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解读了这些证照所随载的历名生活、这些证照本身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故事，读来饶有趣味。

作者张鸣写“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继《历史的坏脾气》之后，推出了第二本《历史的底稿》。两本书的观察怎样另类，有何特别，用张鸣的话概括，可以是四个字“不合时宜”。《历史的底稿》的序言里，他说出了“不合时宜”的原因：在社会生活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不怪，都是些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常识而已。张鸣写晚近中国的两本书，引述的不是什么大事件和大话题，都是些逸闻趣事中的人情世故。《历史的底稿》里，牙刷、辫子、人头像章文人的舌头以及义和团的药方都被作者拿来当题目，乍一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了历史这本大书的，却又能被作者扯出不简单的命题来。

十六国时期，虽然仅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更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除了当时有为十六国修史者外，至今还很少有十六国国别史的专书。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但苦于史籍之散佚，资料之缺乏，收效不大。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为了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以为今天的借鉴，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者不揣冒昧，鼓足勇气，写下了这本《汉赵国史》。汉赵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六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过去的封建史家往往把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引起中国历史上十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形成，乃是东汉以来国内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及世家大族的发展，王权的衰落等引起的必然结果，不是内迁的少数民族所能左右得了的。相反，汉赵政权的建立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的斗争，一举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传统，又兼其旧俗，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创造，对以后的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修建城镇，人口激增，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从汉赵兴衰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到匈奴统治者的暴虐和滥用民力，及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看到它是怎样迅速走向衰弱，最终为后赵所灭亡的。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首先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最后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作了大胆探讨。书名之所以定为《汉赵国史》，是因前赵史官和苞撰有名为《汉赵记》的史书而来。总之，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才刚刚开始，抛砖引玉，如此而已。

《纵横十六国》是一段汉人与胡人对峙的历史，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一部号角伴钟声共鸣的诗篇，这一切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收场的呢？迁入塞内的南匈奴各部，如何乘中原皇族大乱，开创胡人皇朝？一名从小受尽压迫的奴隶，如何靠自身奋斗，一步步走上九鼎之尊？辽东鲜卑的慕容家族，如何从一小小部落，崛起为席卷关东的[白虏]铁骑？一位以平定海内为己任的皇帝，如何将天下五分之四收入治下，又在一夜之间全部输掉？……

《大国小城》是作者亲临云南、广西、江西、上海、江苏、湖南、海南、福建甚至境外进行学术考察时沿途所撰写的大文化散文。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舶来文化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冲突入手，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前景进行了颇具价值的展望和反思。

扁舟载美 西施女士下场的第三种说法是罗曼蒂克的，越王国大军攻陷姑苏时，大臣之一的范蠡先生，先下手为强，把西施女士抢到手里（美女人人爱，这就是臭男人的本性）。然后发展出一项历史上的传奇故事。 范蠡先生不但是姒勾践先生最亲信的高级干部，也是姒勾践先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另外一位就是文种先生。这两个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物，是姒勾践先生的左右手。当姒勾践先生在姑苏受苦受难、吃粪拍马的日子里，范蠡先生始终陪伴身边，安慰他、鼓励他，为他低三下四奔走；因为生活得太密切，范蠡先生也就把姒勾践先生看了个穿。而文种先生，官拜宰相之职，留在国内，不分昼夜，秘密重整军备。 范蠡先生智慧超人，他能在混沌混沌的局势里，看出潜伏的危机（柏杨先生就没有这种本领），知道吴王国覆灭之日，大祸就要临头，立刻抛掉了世界第一强国宰相尊位，驾了一叶扁舟，乘着月白风清之夜，只带着西施，逃之天天。临走时，留下一封信给文种先生，曰： “老哥，‘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也有把后二句改为‘ 飞乌尽，良弓藏’，以免触怒有权的大爷）。姒勾践先生这个人，脖子很长而嘴尖尖的像鸟嘴，能够忍受任何羞辱，但也非常猜忌，嫉妒别人比他能干。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跟他共安乐。你如果不早点离开他，必有灾难。 ” 文种先生比柏杨先生高明多啦。柏杨先生想不透，还可原谅，文种先生想不透，就遗憾万分。不过也正因为想不透，才使姒勾践先生暴露了他的兽性。文种先生就是不相信姒勾践先生会凶猛地翻脸无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谦恭诚恳，朴实诚挚。文种先生忘了，忍人所不能忍的，也往往狠人所不能狠。不久，文种先生有病，他的政敌向姒勾践先生打小报告：“文种自以为功比天高，埋怨政府对他的酬劳太小，一肚子不满，所以害起来政治病啦。”于是姒勾践先生御驾亲往探病。这举动不要说在占代，纵使在现代，也是一种荣誉。可是，却不知道姒勾践先生已兴起杀机。盖在帝王逻辑中，不满就是不忠，必须先下手为强。客套寒暄已毕，姒勾践先生板起面孔问曰： “你有七种灭国方法，我只用了三种，就把吴王国并吞。剩下的还有四种，你预备用到啥地方？”文种先生发呆曰：“啥地方都不用。”姒勾践先生曰：“我想请你去阴曹地府，用那四种方法去对付吴王国的祖宗，如何？”说罢此话，拔腿就走，故意把身上带的剑遗留在座位上。文种先生拿起来一看，正是当年伍子胥先生自杀时用的那柄，不由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我不听老范之言，真是猪也。”于是，跟伍子胥先生一样，自杀而亡。 ——姒勾践先生，不但是可怕的敌人，也是可怕的朋友，拜托上帝保佑贵阁下及敝阁下，千万别让我们碰到这种角色。 从文种先生之死，可看出范蠡先生的才干和洞察力。他阁下带着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女士，先到齐国做官，然后弃官从商，做起生意，发了大财，定居在陶山（山东肥城西北十五公里），不姓范啦（大概是怕姒勾践先生派特务追踪），改姓为朱，世人称之为“陶朱公”。 P62-63

[书摘：]唐朝后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人说：“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859年浙东的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起义军北上切断了王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起义虽然失败，却揭开了唐朝走向灭亡的序幕，《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给唐朝致命一击的无疑是875年爆发的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的军队驰骋中原，不仅四次横渡长江，两次横渡黄河，而且攻占了东都洛阳、西京长安，暴力扫荡了现有社会秩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遭到灭顶之灾，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就是写照。这场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唐朝的统治却一蹶不振了。在动乱中，涌现出一大批武装割据的军阀。他们互相火并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开封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朱温是唐朝向五代转变的关键人物，出身很低贱。这个砀山人，小名朱三，父死家贫，随母帮佣于萧县刘家。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说，此人“勇有力”，“尤凶悍”。这种人当然不会满足于“佣食”生活，黄巢起义后，他投身义军，由士卒、队长升为大将。后来见黄巢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降唐朝，被朝廷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此后，他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开封为基地，兼并了割据许州与蔡州的秦宗权，割据郓州、曹州、齐州与濮州的朱碹，以及割据徐州、泗州的时溥，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阀。唐昭宗很想重振朝廷的威权，然而空有抱负，无力回天。皇帝赐名他“全忠”，本想借重他的力量，岂料，唐昭宗竟然死在他的手上。907年，朱温废掉了名义上的唐哀宗，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因而成了五代史上第一个皇帝——粱太祖，为了和皇帝身份相匹配，他再次改名。

“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明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一。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苟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清朝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无论是一代圣君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说清朝十二帝，就是正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没落，正说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看更多]

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胤祥、奕、僧格林沁……他们是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风云际会，大起大落；他们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喜怒哀乐，恩恩怨怨……于是有了历史长河中的层层波澜，于是有了许多扑朔迷离的疑案，于是演绎出诸多饶有趣味的逸闻。让我们通过清史专家的生动笔触，一起感受清朝十二王轰轰烈烈的业绩与悲欢离合的人生。

明朝是一个易于被人误解和遗忘的朝代。其实，它是自北宋以后惟一一个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汉族政权，上继唐宋风采，下开康乾盛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诞生了无数的传奇人物。明代的历史进程常常因这些传奇人物而发生改变。作者凭借多年的史学素养，秉承“正说历史”的精神，为我们讲述十六位明代人物的传奇一生，从中亦可透视明代纷繁复杂而又活泼生动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