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奇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吴祖光作者唐瑜，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何物“二流堂”？原来在抗战期间，一些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没有住处，临时寄居集会在“一个公认的好人”唐瑜先生家里（一九七九年八月，新华社所发文化部为“二流堂”平反的通知消息中称，这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因为没有门牌，由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一说“碧庐”）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经常在这里往来的，有吴祖光、吕恩、丁聪、方菁、张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家伦、萨空了、沈求我、戴浩、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等人。这些当时的青年同志，因无固定职业，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笑说他们是“二流子”，住的地方戏言为“二流堂”（还请郭沫若题写了“堂名”）。不想十几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吴祖光语），从此不得安生。凡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无一幸免，且株连无数毫不相干的人。这些在“文革”中先期（或再次）被送上祭台的文化界精英，在这场浩劫中吃尽了苦头。随着粉碎“四人帮”后各类冤假错案的平反，一些“内幕”的逐被“解密”，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些冤案和人物被迫害的真相。一九九七年四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唐瑜先生的回忆录《二流堂纪事》。这是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所企盼的。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历史良籍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本书就秦桧、岳飞之仇、宋江投降、曹操、曾国藩、诸葛亮等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独辟蹊径，另有一番解读，让人读后不仅不禁换一种思维去重新审度历史……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偷窥同治大婚、目击西太后葬礼、鲜为人知的晚清汽车拉力赛、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洋街坊的杭州日记、北京城墙的攻破、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等等，我们通过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到了用画笔、相机记录下来的这些难以看到的珍贵历史瞬间。西方人的视角、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独到之处。本书是作者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本书前言写在前面的话沈弘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刻，注定将被承受巨大战争灾难而终获和平的民族及其后代，以及一切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之士，深深牢记。本书以八一五这一历史瞬间为聚焦点，选择了中国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朝鲜半岛、日本、苏联、欧美等多个视角，对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世界历史局势变化进行了全景而又细致的扫描。为了让读者更切近地感受到昨日的历史，除了文字叙述之外，我们着力肝撷了大量的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并根据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和编排。为了让读者从多个层面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读史有感悟”、“焦点人物”等栏目，同时还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读者准备了深度阅读书目。我们期望能掸落60年时间的尘土，把昨日的历史重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期望读者们能穿透时空重新体验决定历史的瞬间，并由此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有谁能在历史上找到千百万平方公里内进行连续8年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先例？又有谁能在世界上找到游击战上升到的战略地位，让它敲开战略大门，从而成为20世纪反侵略者的最强音？敌后游击战场，可谓世界战争之奇观、伟大的民族壮举。《图片中国抗争丛书》，用大量真实的现场照片，铭刻中国军民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目录：序言战争奇观，民族壮举第一章总体背景侵华日军得寸进尺国共坚持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共产党分兵开辟敌后战场第二章战况总览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敌后抗战国民党军队敌后的游击作战第三章伟大的战略指南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论持久战》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第四章广阔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华北五大根据地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第五章恢宏的战争奇观七亘村伏击战收复晋南北七城战役新四军战韦岗新四军车桥战役白山黑水间的巾帼英雄屡建奇功的敌后武工队威名远扬的铁道游击队水上神“雁翎队”驰名中外的地道战威震敌胆的地雷战神出鬼没的“麻雀战”第六章胜因浅析

宋氏家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家庭，其影响力之深之大之最，鲜有望其项背者。这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家族成员已纷纷辞世，他们显赫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但他们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仍是研究历史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小说家有兴趣不断去演绎的世纪传奇。宋氏三姐妹缔造了20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三桩婚姻。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合，造就了一个中国最富有的家庭，她则成为最有钱的家庭中最有权力的女人；宋庆龄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结为伴侣，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她亦由此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仓促体系的一个结尾。至此，宏观框架上已无显著的补充，一切都放在世人的眼前：（大致的）人种、语言、道路、宗教，都已“栏杆拍遍”。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这本来是一份长长的读书笔记，非常杂乱，好在目标很集中，就是红海。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整理他们才好。但是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我甚至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

70年前英雄史诗般的长征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本书就是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最早——本书绝大部分内容写 于1936年10月；最真实——每一位作者都曾是党的高级干部，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冒弹雨，越天险，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最珍贵——因种种原因，原文只刊印于20世纪50年代党内参考资料，迄今为止已尘封了50年。为纪念长征70周年，本书重新梳理和精选了原文90篇，按一日、一事，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这样，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个完整的红军长征历程，长征故事。本书还配置了大量有关长征的珍贵写生、图片，战斗遗址照片及地图。

乞丐有着久远的历史，它与文明社会形影相伴。乞丐是文明 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我们今天尚不能确知乞丐产生于何时，仅就我们所见到的史籍，乞丐的产生大致不晚于文明社会，换言之，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初，我们即可依稀窥见乞丐们的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