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在这一转变巾中国共产主义逐步政治化的过程。作者的这种研究视角，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作者应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怍。

扁舟载美 西施女士下场的第三种说法是罗曼蒂克的，越王国大军攻陷姑苏时，大臣之一的范蠡先生，先下手为强，把西施女士抢到手里（美女人人爱，这就是臭男人的本性）。然后发展出一项历史上的传奇故事。 范蠡先生不但是姒勾践先生最亲信的高级干部，也是姒勾践先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另外一位就是文种先生。这两个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物，是姒勾践先生的左右手。当姒勾践先生在姑苏受苦受难、吃粪拍马的日子里，范蠡先生始终陪伴身边，安慰他、鼓励他，为他低三下四奔走；因为生活得太密切，范蠡先生也就把姒勾践先生看了个穿。而文种先生，官拜宰相之职，留在国内，不分昼夜，秘密重整军备。 范蠡先生智慧超人，他能在混沌混沌的局势里，看出潜伏的危机（柏杨先生就没有这种本领），知道吴王国覆灭之日，大祸就要临头，立刻抛掉了世界第一强国宰相尊位，驾了一叶扁舟，乘着月白风清之夜，只带着西施，逃之天天。临走时，留下一封信给文种先生，曰： “老哥，‘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也有把后二句改为‘ 飞乌尽，良弓藏’，以免触怒有权的大爷）。姒勾践先生这个人，脖子很长而嘴尖尖的像鸟嘴，能够忍受任何羞辱，但也非常猜忌，嫉妒别人比他能干。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跟他共安乐。你如果不早点离开他，必有灾难。 ” 文种先生比柏杨先生高明多啦。柏杨先生想不透，还可原谅，文种先生想不透，就遗憾万分。不过也正因为想不透，才使姒勾践先生暴露了他的兽性。文种先生就是不相信姒勾践先生会凶猛地翻脸无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谦恭诚恳，朴实诚挚。文种先生忘了，忍人所不能忍的，也往往狠人所不能狠。不久，文种先生有病，他的政敌向姒勾践先生打小报告：“文种自以为功比天高，埋怨政府对他的酬劳太小，一肚子不满，所以害起来政治病啦。”于是姒勾践先生御驾亲往探病。这举动不要说在占代，纵使在现代，也是一种荣誉。可是，却不知道姒勾践先生已兴起杀机。盖在帝王逻辑中，不满就是不忠，必须先下手为强。客套寒暄已毕，姒勾践先生板起面孔问曰： “你有七种灭国方法，我只用了三种，就把吴王国并吞。剩下的还有四种，你预备用到啥地方？”文种先生发呆曰：“啥地方都不用。”姒勾践先生曰：“我想请你去阴曹地府，用那四种方法去对付吴王国的祖宗，如何？”说罢此话，拔腿就走，故意把身上带的剑遗留在座位上。文种先生拿起来一看，正是当年伍子胥先生自杀时用的那柄，不由仰天叹曰：“古人云：‘大德不报。’我不听老范之言，真是猪也。”于是，跟伍子胥先生一样，自杀而亡。 ——姒勾践先生，不但是可怕的敌人，也是可怕的朋友，拜托上帝保佑贵阁下及敝阁下，千万别让我们碰到这种角色。 从文种先生之死，可看出范蠡先生的才干和洞察力。他阁下带着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女士，先到齐国做官，然后弃官从商，做起生意，发了大财，定居在陶山（山东肥城西北十五公里），不姓范啦（大概是怕姒勾践先生派特务追踪），改姓为朱，世人称之为“陶朱公”。 P62-63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帝制崩溃前后的大转折年代，各路枭雄尽逞英豪，民国终成一局乱世。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史家通常称之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固亦属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款有之变局”，却与晚清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鲁阳挥戈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本书在主流史学观基础上，力求彩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做小传读，亦可做信史看。[看更多]

韩信是待业青年”、“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你听过这样的历史课吗？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这些有趣言语，被收入到最新出版的《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一书中。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他尽量不用专业术语和文言，而是以讲授者自己的语言翻译正史，塑造出了刘邦、韩信、晁错、袁盎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妙语连珠的说史风格，让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历史应该是鲜活的，不能像做八股文那样死板地面对历史，他提倡“妙说”历史，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不受历史研究套路的束缚，过去的生活经历让我更明白老百姓需要什么、想看什么。”《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首印１５万册，远远超过了当时起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数量。在图书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起印数如此之大，实属罕见。本书是CCTV《百家讲坛》超人气节目——易中天教授主讲《汉代风云人物》的全文字增补典藏版。西汉前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些英雄人物或开天辟地，或建功立业，造就了辉煌盛世，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应该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众多人物个性悲剧的通因。那个时代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大历史风貌让人在无限向往的同时又无限怅惆。在易教授的娓娓而谈中，刘邦、韩信、项羽、晁错、袁盎、窦婴等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他们曾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七情六欲都是那么真实可感。于是，历史活了！而易教授也由此树立了一个标范：历史是可以这样解读的，历史是可以这样亲近的……

书摘：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问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一棵野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小猪小狗一样，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f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荦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问，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 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P1-3

《“九一八”全记录》，是通过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出版的一套号外，记录了日本关东军自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1月14日侵战友中国东北的全过程。该书从日军进攻沈阳的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起，到掠取吉林、齐齐哈尔、锦州止，反映了军队调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及作战情况。无论是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九一八事变史研究的角度，这都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内，关东军利用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实现了迅速扩大占领的目的。《“九一八”全记录》的出版，填补这段历史资料和研究的空缺，对于揭露日本侵华罪恶和这段历史研究，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明代的皇帝个个性格鲜明，明代各朝也因皇帝的鲜明个性而有不同的气象。高阳披览明史，将明朝的皇帝从头至尾道来，叙其登皇位的惊险历程，谈其面对家事国事的决断或焦虑，论其治国经邦的成败得失。高阳以每一位皇帝为中心，横线遍及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的生活日常，纵线论及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皇权制度的圈圈环环；细密处丝丝入扣，宏大处只寥寥几笔。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部风云起伏的明代大历史。高阳著史忠实于历史原貌，考证渲染相得益彰；又不乏真知灼见，字里行间的评断，每每恰到好处，余味无穷。《明朝的皇帝》通俗但不肤浅，评说每个皇帝的同时不忘从整体史观下考查明朝的历史。说它是通俗历史读物，却有诸多考证和引文；说它是学术著作，但没有那种艰涩难读的味道。细处描述极细，宏大处寥寥几笔便一带而过。高阳在书中加入了自己对明史的判断和对每位皇帝的评断，每每恰到好处，又余味无穷。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最系统而完整地描述明清战争史的专著，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历程，决定了清兴明亡的最后结局。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变幻莫测，斗智斗勇，每一场战斗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如身临其境，惊心动魄；解析战争，如同兵家，视为兵书，引人入胜，智慧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