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简牍与制度史丛稿》是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沈刚教授以汉晋简牍所见地方行政史料为材料，对这一时期的制度史进行考察的一部学术专著，分为四个专题：（1）简牍学研究方 法：主要针对简牍研究史及其与秦汉历史学的关系、整理与研究方法，以及对简牍外缘信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2）西北地区出土汉简研究：对西北汉简涉及的身份制度、军政 制度等一些具体制度进行了考辨。（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对吴简中涉及的行政文书制度、人口控制等问题做了考察。（4）汉晋制度史研究：讨论了汉晋时期制度史的几个 具体问题，关注制度变迁及相关影响因素。全书内容主要集中于秦汉魏晋时期出土文献与制度史。

本丛书为近代日本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日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汉文文献也汗牛充栋。19世纪以来，日本汉文文献内容、数量都有很大拓展，对中国及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大作用。丛书对近代日本汉文文献进行系统分类，并开展个案研究，逐一探讨其产生、传播至中国之过程，对中国学术、文化产生的意义等。

晚清时期，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华文化逐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使臣是出现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国使者。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晚清使臣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和认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书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比较文学形象学及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形象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同时又较为细致地探究了使臣们是在何种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下进行描述的，从而揭示出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议会形象变迁之轨迹，同时凸显出近代国人对其复杂而微妙的心态。

碑传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物撰写传记的重要体裁，属于私家撰述，包含碑（墓碑、碑记、神道碑、墓志铭等）和传（家传、别传、行状、事略等），是了解古代人物的重要资料。对一朝碑传文字进行合编，宋时已有，至清代，则有钱仪吉之《碑传集》。《碑传集三编》，汪兆庸编，收罗清代光绪、宣统以来商官显要、名流学者的生平事绩、碑传、墓铭等汇成50卷，又卷首1卷。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之后的又一重要碑传文献，对清代人物多有订讹、补遗、参证、续纂之功，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和近代人物具有重要价值。

金宝祥先生是著名史学家、隋唐史大家。本书对隋唐五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使读者能够对中古社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够明晰隋唐五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在国际社会的位置。作者对于均田制、两税法、藩镇割据等论述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对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变革具有独到见解。

《夏尔巴人与高原适应》紧紧围绕夏尔巴人与高原适应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瞄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在夏尔巴人与高原适应、高原病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分别从语言、文化、居住地理环境、体质人类学的形态学标记、分子人类学的遗传标记、高原适应的特殊遗传物质标记及夏尔巴人常见疾病角度，展示了 外众多知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所领导团队的大量原创性、专业性、科学性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夏尔巴人及其他高原人群高原适应性研究乃至高原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将弥补 外在夏尔巴人与高原适应研究领域未有专业著作出版的遗憾。同时，本著作将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科学工作者及有志青年学者提供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材料，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重要的是，本著作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同宗同源意识，促进民族团结有积极的意义。

《罗马军队与罗马化关系研究》一书探究了罗马共和国末年至帝国初年，军队在“罗马化”过程中的作用，剖析了“罗马化”的内涵、实质和表现形式。全书分为六章，探讨了罗马军事征服对行省政治结构及政治认同带来的影响；考察了军需供应对行省经济产生的冲击；论述了罗马军队对帝国西部行省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探讨了罗马辅军自身罗马化问题；分析了罗马军队的文化载体作用；以埃及和不列颠行省为例，对军队与两省罗马化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书运用性格心理学，通俗易懂地描述和严谨细致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本书厚基于中国历史史料，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以中国二十五史为基础，把每个朝代当作每个（企业）组织来看待，重点探究组织传承的性格之道，运用基于国学四象思维的黄氏TOPK性格工具，从领导者的性格类型的角度解读组织兴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读中国各个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并通过数据统计和对照分析，探究组织创建和传承的性格规律，探讨组织基业长青的性格奥秘。 本书对现代企业优化创业搭档团队，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创建；对现代企业优化接班人选拔机制，提高企业接班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传承，突破组织周期律，打造长青基业，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森林帝国（增订版）》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本书在原版基础上增加近三分之一内容。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北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组成，到全面、细致地介绍满洲三千年历史发展历程，成功回答了“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这一历史之问。书稿史料翔实，配以精美彩插，重新绘制7幅中国古代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