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统治的最gao峰，也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乾隆在康雍乾盛世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一方面，他把盛世局面推至ding峰；另一方面，盛世的背后潜藏着衰落的迹象，亡国危机难以扭转。乾隆后期，吏治败坏，士习积弊，天下进入了多事之秋。 本书对乾隆及以下几位皇帝的理政得失及个人命运进行了提炼，如“乾隆帝的乐与哀”“嘉庆帝的困与变”“道光帝的庸与俭”等，思考一个拥有众多勤勉帝王的王朝为何必然灭亡，探讨制度之弊及其启示。

烟毒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统治者大都为禁绝烟毒进行过诸多努力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后的百年岁月中，也始终把清除烟毒祸害，整治这一社会顽疾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禁烟禁毒斗争。搜集整理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的历史资料，为中国共产党治理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史料之“米”，更大程度地助力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尤其是禁毒史与社会问题治理研究之“炊”，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支撑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亦当为天下之公器。愿这套文献资料，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年禁烟禁毒历程研究提供最为直接的史料依据，彰显一个以人民利益为己任政党的历史“初心”。

作者史岱帆·舒曼遴选了十三篇关于中国的深入报道，具体包括：吾欲历此熙攘，魅力说书，太极滑雪，肚皮舞、蜂蛹、炒蘑，大江之域，王者对决，与第三物种的相遇，圣马响沙，中国制造之未来，园林之忧，铁轨上的丝绸之路，山西之行，回到未来。本书能够帮助中外读者更好了解中国文化。

本辑稿件组织了六个栏目，分别为“纪念《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清代国家治理问题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争鸣”等，遴选文章共计21篇文章，很好体现了其办刊宗旨。在纪念栏目，长期关注、支持该刊的相关领导人及著名清史学者对过去四十年刊刻经历进行回顾，礼赞其办刊宗旨及其坚守，并对该刊未来发展提出要求与期待。在清一些清史的重要领域，本刊既从宏观问题进行入手，如国家行政制度、地方土司制度、边疆文教制度等方面深入探讨；又注意对中观层面如土弁管理、八旗科举家族、汉军火器营等问题的纵向梳理和演变厘订。此外，本刊还观照一些具体进行考订，如民间思想、传教士生年、《清实录》用纸、《清史稿》错漏等问题。各篇论文纷呈见地，资料翔实，是清史研究的新成果展示，值得参读。

《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关系的一《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系统梳理了科举制度程式的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明清科举制度与文风养成、士林好尚、官场生态等方面的关系，在总结晚清科举所遇困境与变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良好选官制度有利于*治理水平提升的观点。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由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所于2018年创办，致力于在中国历史学界推进公共史学的发展，提倡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推动历史学在注重基础研究之同时，努力走向人民大众，让历史学成为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的基础之一。

《山大史学》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本集刊注重原创性和思想性，鼓励学术争鸣和学科交叉。《山大史学》第1辑主要围绕“制度史”“文明起源”和“壬辰战争”“全球史”四个主题，刊发十余篇原创性学术论文，作者既有美国、日本、韩国的著名学者，也有国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等高校的知名学者。

本书分为九部分，包括为政、思亲、归乡、饮酒、问月、破无、追梦、参禅、悟道。作者通过苏轼的生平、作品分析其儒家用世精神、独立人格；佛家诸法皆空、万物圆融智慧；道家清静自然、超然物表理念的人生哲学。苏轼构建出一种顺遂自我、而以外部客观条件具备与否为辅助性要素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使他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得失成败，以一种静观自得的审美态度审视当下、对待人生。

杭州是中国较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其主要诱因是文化变革相对较早。本书以观念为主轴和路标，以异在文化与原在文化的冲突、融合为基本线索，为杭州文化史立传、构形。全书分为地缘文化集成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先宋思想文化交织与地缘文化主体再造、宋代新社会主体确立与思想文化近世化、元明清思想文化次近世化、晚清民国思想文化现代性转换几大部分。作者在研究杭州历史后有一种基本感受：之所以有今天的杭州，千百年以前就已经种下了根，这个根的最恰当的表达是综合性概念“杭州历史文化”。“杭州历史文化”决定了何以杭州。何以中国，情同此理。思考今天而探索历史文化是本书撰写的缘由。

《近代蒙古文献大系》是一部将1833-1949年百余年中，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报纸文摘、回忆录，及各类公报中，关于蒙古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辑整理而成的史料集成，旨在全面系统地汇总近代蒙古文献，为研究近代蒙古历史提供可用的史料。自元至清，蒙古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区域性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全局性问题，是中国北部边疆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蒙古亦不例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挽救危亡，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作了种种努力。本民族的自救尝试、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与宰割、内地移民的大量涌人，三者共同作用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使得该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行政建制、经济文化、社会面貌等，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急剧的变化，自然引得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这里，各方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蒙古的关注和研究空前增加，这就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