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学是涉及社会生活史、工艺美术史、文物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二十多年来，扬之水通过其扎实严谨的研究和勤奋著述，将名物学发扬光大，给这门古老的学问注入了新的内涵，正如作者所说：“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本书涉及古代家具、宋代花瓶、香事、茶事、酒器、节令风物等内容，近于作者的学术自选集，以专题的形式讲述和揭示名物学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功用，考据精审，文图并茂，一卷在手，既可以领略和体会名物研究的魅力，也可对作者治学的特点以及学问的如何养成等多所领悟。

馆藏该全宗档案共有26卷，本书按照编辑需要做了筛选，按照时间体例编排，选取了1939年11月至1942年6月这一时间段的相关档案。 档案中原标题完整或基本符合要求的，则使用原标题；原标题有明显缺陷的予以修改或重拟；标题中人名使用通用名，机构名称使用机构全称。本书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对标题中人名、历史地名、机构名称中出现的繁体字、不规范异体字、异形字等，予以径改。限于篇幅，本书不作注释。

一部讲述宋辽澶渊之盟的通俗历史读物。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崛起于漠北，统一契丹各部族，开始与中原政权相抗衡。1004年（宋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秋，契丹天辅皇帝与其母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犯。宋真宗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双方对峙于澶州（澶渊）。冬十二月，宋辽议和，缔结盟约，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为“澶渊之盟”。一纸盟约，戏剧性地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恩怨，化干戈为玉帛，宋、辽各自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宋、辽百余年无战事，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百姓无罹兵火，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澶渊之盟”的积极性毋庸置疑，但盟约自缔结之初便聚讼不已，有说是城下之盟，有说是共赢的和平条约，有说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更有甚者将北宋羸弱直至覆亡归咎之。其实，契丹与北宋倾其所有的这次争锋，是关乎双方国运之战，谁也输不起，体面地结束战争，成了双方共同的选择。然而，“澶渊之盟”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和议究竟是谁提出的？寇准真的能左右宋真宗吗？是谁杀死了契丹大将萧挞凛？为什么君臣认为辽圣宗“不慧”？宋廷支付的三十万究竟是赎款，还是赔款……

1920年代的北伐在形式上是战争，在实质上是革命。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从政治到社会等各层面均有深远变动。这一时期，地方社会既有的军政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分合演进，深刻制约了国民政府对地方政治的整合。本书从军事和政治的互动与关联出发，探讨北伐时期地方军政格局演变和政治整合历程，进一步揭示地域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与革命阵营内部派系分合的复杂纠葛。

本书所考察的是唐宋乡村控制问题和宋代乡村农户问题。作者意在从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切入，研究唐宋的转型，或者唐宋的变革。作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未循着以往的形式化思维，而是深入普通农户的社会生活史中间，通过感性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来认识这个变化时代发生的事件与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制度一览表》以经折装、覆膜的形式呈现，计1印张，16页，基于地图和信息图表等地图可视化语言将中国历史长河中颇具代表性的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的朝代疆域变迁、帝王世系传承、王朝都城变迁、王朝各种制度（包括组织制度、经济制度、考试制度、兵役制度、选举制度）等内容多维度、全方位地向读者一一道来，除简明扼要的文字外，还利用历史地图、图表等文本展现形式将中国史知识更好地进行视觉呈现，引起读者对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制度的兴趣和共鸣，使读者完整、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

《易传·革》有云：“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如果将战国七雄比喻成七匹猛虎，那么其中的赵、魏、韩三虎都是从春秋晋国的同名卿族演变而来。本书充分利用《左传》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丰富材料，聚焦于春秋时期最强盛的诸侯国——晋国，以卿族政治为主线，不仅按时间顺序还原了晋国卿官领导班子变迁、卿族兴盛衰亡的壮阔史事，还逐一梳理了晋国十大卿族的演化简史，生动清晰地展现出各大卿族化家为国的“虎变”事业和成败殊途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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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由中国史学界多位学者联袂撰写，堪称一套“大家写给大家”的中国通史，是广大历史爱好者学习中国史的入门读本。每位老师着眼于自己专攻的领域，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梳理中国历史的演进，分析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本册讲述的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从大分裂到大统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我们先民发明的科举制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纠正以往的反说与戏说，使读者了解科举不仅有其局限和弊端，也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与价值。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科举不仅造成了“范进”和“孔乙己”一类的儒生，而且也选拔了包拯和林则徐这样的政治人才，以及韩愈、朱熹和蔡元培这样的教育人才；既有吴敬梓和蒲松龄这样的科场失意者，更有白居易和苏轼这样的科场成功者。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人需要纠正以往对科举制的偏见，还历史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