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战争，也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兵器。本书对《史记》中关于兵器的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出土文物相对照，将其放到具体的战争场景中进行分析和还原，从每种兵器的起源、适用场景、制作方法、使用方式、历史典故、价值影响等方面娓娓道来。通过兵器这一历史道具，深刻揭示了古典战争向中古战争过渡的波澜历程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尚武精神。

本书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专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

《左传》是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前后二百五十四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钻研《左传》多年，有多部相关著作问世。对《左传》注释，代不乏人，各有侧重，简明赅要是本书最大特点，在周详考辨的基础上，扼要地对文本做出解释与疏通，不做繁复引证，尤便初学。本书曾于2008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嗣后十年，赵生群教授继续深入研究，在原书基础上不断修订，结成《春秋左传注释》一稿。今中华书局精校出版，以飨读者。

秦人原本是生活在“西垂”的弱小部落，经过数百年的曲折历程，逐渐在西部壮大、崛起，成为西方霸主，进而统一六国。秦人曾八次迁都，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秦邑到最后的国都咸阳，进行了获取空间、东向争霸、战略进取的艰苦努力。作者沿着秦人的迁徙轨迹，寻找留存在地面上的秦人线索，发现民间风俗和文化中残留的秦人踪迹，在对地理的寻访、考察、辨析中，发现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统一六国的偶然与必然。

关帝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反映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密切交往，各族群的迁徙及汉族移民的进入，是西南少数民族接受关帝信仰的条件。明清以来，西南各少数民族对关帝信仰的接受，已成为他们宗教生活、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促使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形成，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稳定。目前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帝信仰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本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汉时代形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基础，东汉史对于中国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书从解释秦汉帝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如何发生质变，又如何产生后面的六朝时代这一问题出发，将皇帝统治方式、外戚宦官与儒家官僚间的政治合作与斗争，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化等内容相关联，探究东汉时代社会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何改变东汉国家的政治，国家统治进而又如何改变了地方社会。

本书作者根据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结合自身对近现代史、党史相当熟谙的把握，以200条准确预见及相关历史的证实，展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瞻远瞩，再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战斗、建设画卷。这些预见实实在在地说明毛泽东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调查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甚至是让人难以想象的预见力。同时，也凸显出毛泽东是一位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伟大战略家。这些预见以时间为序讲述。每条预见，都先列出预见的内容，再列出预见后发生的历史事实，让读者对照着了解毛泽东先前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样被证实的。通过这些预见，读者可以深刻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为什么会成功，深刻领略伟人科学判断的政治智慧和卓越魅力，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磅礴力量。在研究毛泽东的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本书主题十分鲜明，行文语言极富感染力，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毛泽东的著作，适合社会大众阅读，也可用作党史、国史培训和宣传红色文化、弘扬主旋律的参考资料，也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多呈乱象。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然其背后，又有或隐或显的一条潜流贯穿其间，不绝如缕。这一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若考察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都可发现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本书侧重的时段是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在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政局显得紊乱，被认为类似五代。于是出现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即向往统一，这也是北伐成功的一个基本要因。成立不过十多年的民国，实际再次改朝换代，带来比辛亥鼎革更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在其间的能动形态，有颇具特色的表现，而其对政治的影响，也相当显著。

社会的发展演变，往往能够超越朝代的更替，而有其独自的趋向与逻辑。本书参考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浩瀚的传世文献中搜整拾零，广采碑志材料，通过海量数据统计与个案比较，描绘了东汉至唐末的中国社会史，开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与量化研究方法。作者将七百年中古史划分为二十七期，分段考察了士族、小姓、寒素政治地位的升降，揭示了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以及主要家族的盛衰和性质演变，并将社会阶层的基本单位由郡望细化至房支。本书既着力解决中古社会史的架构性、原则性问题，又侧重个例分析及延伸讨论，透过士族变动的种种表象，诠释其由地方性而中央化、由社会性而政治性、由武而文的变化本质，在社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极大突破。

西晋末年，五胡入华，在持续七十年的纷乱局势中，鲜卑拓跋氏脱颖而出，创立北魏王朝。作者由此入手，论述拓跋氏如何建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作为统治基础。但北魏后期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引发六镇之乱，东、西魏分立。在此背景下，作者进而探讨东、西势力对河东地区的争夺和当地大族的动向，以及西魏施行的府兵制度与其中央辐射设计之匠心。随后，作者将视线移至同一时期的南方，论述东晋南朝军权的转移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北齐覆亡后，核心区被“关中本位”取代，核心集团则衍生出“关陇集团”，成为隋唐统治阶层的主干。但随着府兵制度的废弛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本书选取其中对地缘政治影响巨大的藩镇魏博，讲述其二百年兴衰跌宕，阐论国家重心的东移与职业军人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出发，考察五代时期的政治生态，凝结成一部异彩纷呈的中古门阀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