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195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1945～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等书。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1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1年历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的论文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中存在分歧与争论的主要领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分析和批驳了在国史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论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读者阅后可对国史研究的前沿现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可为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一些便利。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但未举行任何的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也被很多人称为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有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其叙事、议论，都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适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郝陵生老师，196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先后在上海解放中学、海南中学、华东师大附中工作，尽管他学的是历史专业，但毕业后他教过俄文，当过外语教研组长，也教过政治、语文、文艺等，“文革”后才开始历史的教学。多年和历史课无缘，这毕竟使他产生了些许生疏，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受到“文革”左的思潮的影响，少了许多教条框架，而多门课的教学又丰富了他的教学实践，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认为历史课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知识的传授，因为历史本身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学生懂得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今天、设计明天，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责任。为此，郝老师做了很多探索与研究。初期，郝老师曾尝试过快速教学法，它的特点是容量大，思维空间大，在短短时间内，老师把要讲的东西大大压缩，大部分的时间是让学生活动。此外，还有卡片教学法。但结果却是学生不感兴趣。经过反复的摸索，郝老师逐渐对教学有了自己的心得，他主张：上课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讨论，以培养学生分析与表达的能力，只要教师设计、引导得好，整堂课会是生动、活泼的，这也是把课堂中原来只有的教师的主动性，变成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主动了才能去思维、去寻找，得到方法.远比得到史实更为重要，只有教与学的密切配合，生动与主动两者互动才是一堂好的历史课。本书分“探索与感悟”、“到历史中寻找美”以及“美的畅想”三章，第一章系统讨论历史教育方法与心得，第二章分十九个小节谈及自己对历史各个时代各大事件的理解和感受，第三章则谈及自己生活经历中对儒学的理解、对茶艺的体味，以及阅读感悟。

《宋朝往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巅峰对决》以北宋末年一段人所共知的改革风波为背景，激情讲述王安石变法时代宋朝的权力格局与自救路径，细说千年之前王安石和以司马光为精神领袖的保守派之间的巅峰对决，特别是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品、人品、学品做了颇见新意的阐述。不仅如此，《宋朝往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巅峰对决》在钩沉这一千年变局时，对局中人神宗皇帝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范仲淹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做了栩栩如生的刻写，对官场权谋和勾心斗角的微妙心态做了快意叙说，文风汪洋恣肆、举重若轻，于诙谐中见悲悯，读来形神俱似，让人欲罢不能。

在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茶座”中，历史学家的的“茶座”是最令人向往的。这倒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的茶道功夫特别好，或者历史学家品茶的本领特别强，而是因为历史的茶味格外醇厚清香，也最适合慢慢品味的。《茶座》作为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而它作为杂志书，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本书是“茶座”之第九辑，全书共分人物史家有言、人物、名家、访谈、书札等9章。该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使用。

《罗香林论学书札》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写。乙堂先生早年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长及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一九四九年移席香港止，为校而南中国之史学重镇。中间因人事、世艰而当先后短期移席十央大学兼暨南大学；不二年，旋返长广州中山图书馆②，盖重视图书发展，以播植睿智，昌明学术，以奠国基，尤于风云夕变之前也。故抵任即于馆之设备翠新、图书管理更新培训，图书分类之更新及编码改用汉字形位排检法，固堂曰馆阅览之拓展及开放时间之延长，图籍之征捐量购，使馆藏日新，大裨于一般读者及专门研究，复组读书会，编半月刊、学报，辟场地供外借展览文艺、集会讲演文化学术。于是精神感召，文献推广流通、中外交流、收藏之开拓，及读研，之风气日盛。迨日侵时，广州沦陷前夕，封珍籍之抢救；复员后之倡重组全省图书发展、流动车及学校借书这落实，广东文献委员会及其馆之创立，前后创编、促成及辑佚多种学术刊物、丛书之问世，其贡献之贤劳可谓突破前人，速出侪翠。

《清代官制与服饰》适用于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说到清代官制与服饰，会让人们想到清代官制的复杂，而官制的复杂演变又决定了清代官制服饰内容的丰富。文武百官身上那别具特色的服装与佩饰：红蓝宝石顶、孔雀翎、红缨宽檐帽、披肩大领、马蹄箭袖、大襟旗袍、飞禽走兽补子，以及一挂挂朝珠和一袭袭朝带……凝结成清代政治的物化符号，成为大清帝国文官、武将等级尊卑的鲜明标识，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古代各封建王朝官制与服饰的鲜活的标本。清代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为核心建立的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帝国，它的官制既有本朝独创，又有承袭前朝旧制，显得复杂而又别致；它的官员服饰也是如此，既以满族民族服饰为主体，又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服饰内容。从外表看，清代官制与服饰既保守循旧，又开放兼容；既独特新颖，又中规中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中最具特色的一代官制和一朝服饰。

《历史学家茶座（2009第1辑）（总第15辑）》由王兆东编写的一本2009年第一辑期刊，主要内容有给农历新年注入更多的信仰成分，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访谈等，可供广大读者欣赏。

《解读皇帝遗嘱密码》将为你揭秘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成吉思汗、康熙皇帝，他们留下的遗嘱都隐藏着无穷的秘密；就像历史关键时刻决定历史命运的神奇按钮，按动它或者毁坏它，篡改它，整个历史进程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的遗嘱势必会在瞬间成为举目瞩目的焦点，卷入残酷政治角逐、军事角逐、经济角逐等许许多多的角逐当中。有时可能会相对平静一些，更多的情况却是在所有的矛盾均处于白热化状态下，在你死我活、扑朔迷离中，遗嘱或被毁灭或被篡改或被歪曲，给后人留下种种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