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父亲起初也下去了。1963年’父亲的《刘禹锡年谱》在中华书局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为中唐时期“永贞革新”集团的骨干人物，在与韩愈进行“天人之际”的哲学论战中又同处唯物主义立场，文学史上常以“刘柳”并称来说明两人的志同道合与深厚交谊。当时，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年事已高，很想在自已有生之年完成并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出版纯学术著作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章士钊先生与毛泽东主席的特殊关系，这一愿望得以批准。章老看中我父亲在“刘柳’’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柳文指要》中几处引用父亲的成果，希望父亲帮助他校勘全稿。章士钊先生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点保护与特殊照顾，这一愿望也获特殊批准。于是，父亲从河南干校召回北京，每天早出晚归在章士钊先生家中工作，直至《柳文指要》出版。章老晚年以“孤桐”为笔名，其傲岸挺立的品格也深深感染了父亲。从“文革”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许都能体会到，在“文革“这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一段治学经历也算是“不寻常”的了。之后，我多次听父亲说起与范文澜、章士钊诸先生交往的一段段趣事，从而对前辈学者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风范感到由衷敬佩。1973至1976年，我从插队劳动了近五年的江苏兴化农村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有幸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哲学系哲学专业读了三年大学。当时，我们哲学系的主任是著名教授杨荣国先生。在校期间，我经历了“批儒评法”等“文革”中的诸多“大事”。或许是受父亲研究“刘柳”的影响，我与同班的同学好友袁德金、王义库三人合作，曾经兴致很高地共同撰写了一篇《评刘禹锡（天论）》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中山大学学报》上。尽管这篇论文有着“批儒评法”的时代烙印，然而，毕竟是我们在认真研读刘禹锡《天论》及相关史料基础上写成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想不到时隔20年之后，父亲提议与我合作撰写《刘禹锡评传》一书，我之所以乐意接受这一任务，似乎与在中山大学时最初研究刘禹锡《天论》，早就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产生兴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治学方法据我所知，在父亲最敬佩的前辈学者中，陈寅恪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这几年，中山大学数次主办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父亲几乎每次都写论文应邀出席了。我读父亲的文章，感觉其文风与陈寅恪先生相似。在治学风格上，父亲最善于写考证细密的文章，文词质朴，言之有据，不作空泛议论，思考推理合乎逻辑，从充实的史料中得出令人僧服的结论。父亲治学一贯勤奋严谨，耐得寂寞。强调做填补学术空白的“真学问”。这要求治学者首先克服浮躁心态，不要幻想走捷径，从认认真真读原著开始，学会发现和搜集第一手资料，不能仅依靠从二次文献中获取。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实际上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曰积月累，细水长流，聚少成多。父母以前长期在北京工作，我们子女在扬州老家奶奶身边长大。在我的印象中，每当父母从北京回来探亲时，我看见父亲总是抓紧时间在家中或到扬州图书馆古籍部看书，随时在纸上写下点什么。我发现，这实际上是父亲每时每刻都在注意搜集对研究课题有用的材料，并不时为自己所发现、搜集的每一条新材料而高兴。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搜集资料需要有一种“竭泽而渔”的勇气。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为什么能做出那么多唐代诗人年谱（包括《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治学门径而言，做《年谱》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扎实的学问功夫，这是文史哲类人文学科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而文史互证是父亲治学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学术价值归结到一点，在于求真、务实、创新，注重学术观点的原创性。创新是为了求真，求真必须务实。求真、务实、创新的前提是对历史文献的准确把握，这需要进行细致的考据、校勘工作，需要艰苦的研究探索。从研究课题来说，要善于发挥自己的知识结构所长，并随时把握学术前沿最新动态，敏锐地挖掘和选择别人未做过的课题；从研究过程来说，要善于从一系列偶然现象中提炼出必然规律，从琐细之处推向宏观高度，将个案考辨与整体观照融贯为一体，以便从中得出新的结论。人们通常说，文史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文史互证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父亲说自己的治学方向，五十岁以前偏重于唐诗，五十岁以后偏重于唐传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唐代是传奇小说极为兴盛的一个时期。唐代传奇小说不仅文笔优美、隽永超过六朝志怪小说，而且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唐传奇的内容大多源于史传，它通过虚构的人物故事形象化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事实。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可见，明代文人已注意到唐传奇小说的创作态度与六朝志怪小说之区别。《唐传奇新探》是父亲新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研究唐传奇的专著。父亲研究唐传奇的独特性，是以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来探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唐传奇的研究取得新突破。例如，《新探》考证出《开元升平源》意在揭露玄宗时张说阻止姚崇入相之内幕，以说明唐宫廷内部及官僚集团之间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情况；考证出《李娃传》意在讽刺名教虚伪，与唐代“牛李党争”事件本无关涉，以纠正前人研究中穿凿附会之错误；考证出《长恨歌传》意在以玄宗时事开悟唐宪宗以借古讽今，是当时人对统治集团的规劝和批评；考证出《河间传》是受永贞革新牵连而长期被贬的柳宗元对唐宪宗的直接指斥；考证出韩愈著《毛颖传》意在自鸣其生平之不幸遭际，感慨文人怀才不遇，以说明作家本身的思想发展与心路历程；考证出《柳毅传》是李朝威为赞成二王八司马之“永贞革新”，同情柳宗元及王叔文诸人而作，等等。书中精彩之处很多，诸如此类对于了解有关历史事件真相及理解文学作品内涵都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学术追求陈寅恪先生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文学科的传世之作，大多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进行沟通文史的学术尝试，需要治学者具有广阔的史家视野与深刻的问題意识，要求做到通博与精深的统一，而这正是父亲一贯的学术追求。……

本书收录电视专题《给你说法》2002年播出的部分优秀节目，其中的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矛盾、医患纠纷、商品房买卖风波、交通事故争议、消费侵权官司、校园伤害事件等方面。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人类与社会》作为一门文科综合性课程，其内容涵盖人文地理学、人类文明史、经济史、科技史以及社会学、政治学、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从多不同的学科，将这些学科的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和知识体系，难度很大。《人类与社会》课程目标是：主要以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为中心，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背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以使学员较系统地掌握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知识，了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打下基础。

《新史学九十年》以名家的史学思想研究为基础，主旨在：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性标准评论各类义例的得失、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预测其未来定势。核心关注则在：透过各类派所持理论、所用方法与所采原料的比勘对照，以明辨其所立轨范的大小精粗，使后来者领会学术进化之曲折艰难，并得以通其同，会其异，取其精，用其宏，择其最具普遍意义者加以继承与发扬。

是不是非赢不可？继《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之后，罗伯特·赖特的又一创新力作。人类，是不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还是要深植在互相依存的非零和网络中？毁灭或互利，你的选择！博弈理论早就有了，也已经用电脑模拟来验证过互惠利他理论，但将它视为天择的“游戏规则”却是本书独具之创意。作者从生物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发展史等领域，广征博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思考全球化影响。本书生动有趣、论述博大精深、文笔却清晰易懂。

本书从不同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阐释。逐一介绍了文明与自然、文明与文化、文明与民族、文明与伦理、当代文明与冲突等内容。

本书内容共分为六篇，再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早期的革命生涯。

《六朝史学》中，不仅分析了当时史学走向兴盛的原因和特征，以及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多达十余门类的630多种史书全部梳理一遍；最后还就六朝史学现存的7部名著逐一进行详尽的述评。可以说，此书是首次对六朝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阐述的学术专著。书中不少地方体现出邱敏教授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考辨和令人叹服的创见。著名的文史学家，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卞孝萱教授欣然命笔，为该书作序并赞曰：“今人所谓填补学术空白，此稿当之无愧。”

《诗经》本称《诗》，列为儒家经典后称《诗经》。它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首。相传周王室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是为“采诗”，因而辑集成诗集。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近人多疑而否其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产生地域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中《国风》大都是民歌，《雅》多为宴会乐歌，《颂》多为祀神祭祖之诗。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因而为历代所推崇。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后逐渐衰亡。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后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此后对《诗经》的传习研究代不乏人，很多学者倾注精力，为《诗经》这门学问做出了贡献，更使《诗经》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深爱民族文化，也深爱这真金美玉的《诗经》，结合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既汲取古今研究者的成果，又独立思考，联系古今民俗、语言等，注意挖掘诗中较含隐又给人以启示的东西，以有新见，这样写成了此书。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了及时地给国内文化家庭提供一套基本的传统文化经典读本，并作为收藏之用，我们特地策划制作了这套中国家庭基本藏书。本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既有经典的神圣地位，又有文学的崇高价值。因此，它特别引人瞩目，成了两千多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本书收入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汇《诗经》的全文，并附以精辟的释文。本书内容全面，释文通俗易懂，读者从中可对诗经的风格，手法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对提高鉴赏及阅读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