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讲述了“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公共食堂是如何诞生、发展和衰落的。作者不仅收集了各个地方农村公共食堂的事例，丰富了全书内容表达，而且利用了大量官方权威史料，全面、详细地讲述了农村公社食堂的历史，有叙有论，评价客观公正地，是国内迄今为止首部全景式勾勒农村公共食堂来龙去脉的著作。

《鉴史问廉》是由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电视台、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摄制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以纪录片为脚本，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视野，以“廉”为核心，以“清、勤、慎”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廉政文化的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他们的思想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塑造了人们的现代社会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普通大众更需要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知识，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理性。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零突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追溯获奖者少年时期成长的家庭环境，则可以发现，幼年时家境富裕和中等的获奖者人数最多，占比达80%以上，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能够做出重大成果的人，大部分在幼年时物质条件相对宽裕。此外，家长的文化知识素养和价值取向将对子女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通过对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长进行阐释，用“炼”字篇，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教育现状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获奖层面剖析中国经济学家为何无缘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用“触”及我们心灵的7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坚韧执著的优秀品质进行呈现。希望通过这些介绍来展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锤炼过程，为大家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科技强国、教育兴邦、科学研究、大学建设、教学相长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只有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才能让我们更接近诺贝尔奖，只有抱有更科学、更专注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情怀，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谜团，找到答案。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民国苏州商会研究（1927-1936年）》以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苏州商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这一时期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商会参与地方经济、社会的治理活动；苏州商会与全国各地商会的网络关系以及苏州商会乃至全国商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民国苏州商会研究（1927-1936年）》重在发掘苏州商会的地区特色，回应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商会宏观研究的相关结论。

20世纪的中国学术因为有甲骨文字、秦汉简牍、敦煌遗书以及明清档案四大史料的发现而呈现出异彩，成为学界所津津乐道之大事。其实对东亚诸国汉文资料的发掘的重要性现在看来实在不亚于上述的四大发现，其中尤其是对朝鲜汉文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呈现出最突出的成果。先是对李朝朝鲜实录的利用，而后是对朝天录与燕行录的编辑出版，接着是对大量朝鲜文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以及对朝鲜赴日通信使的纪录的注意，累积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渊薮。自20世纪末以来，到21世纪，朝鲜、日本与中国都有许多学者利用相关的史料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同文书史：　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就是这一系列成果的最新一种。
　　本书作者王鑫磊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期间，原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是，自从加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来，由于对葛兆光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向产生浓厚兴趣，因而开始阅读韩国有关文献，并把他原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与这些相关文献结合起来，开始进行“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的系列研究。在这几年里，他多次出访韩国，并且学习了韩语，还以较长时间赴韩国首尔大学收集资料。他原本拥有的近现代历史知识，给他进入“韩国汉文文献”这一新领域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近世东亚的历史，以及东亚诸国，由于以汉文写就的朝鲜文献、日本文献、越南文献以及琉球文献的大量存在，完全可以作深入和丰富的研究，特别是长期以来东亚诸国之间的互相接触与彼此观察，更是值得深入讨论的新领域。但是，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算是起步不久，尽管这一类文献的重要性，八十年前已经有学者指出，但是至今依然不能说已经充分利用，特别是如朝鲜燕行文献之外的各种李朝朝鲜史书、官方文献、私人文集与笔记以及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日本长崎的大量通商与交往档案，日本士人对明清的种种记录、各国文化人之间的笔谈、唱酬，甚至绘画等，还大有开发的空间，还需要广泛深入的使用。王鑫磊博士近几年来从头参与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对这方面文献有广泛接触，自然为此书之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在绪论之外有正文五章 ，涉及的时段从明代到清末，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了中韩儒学争论、日韩文化竞赛与认同、东亚海上交流、各国的近代转型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章 有关明代后期中韩士人有关儒家思想的争论部分中，无论是许篈有关阳明学的言论，还是有关薛瑄从祀的看法，一方面既表明在中韩共同拥有的儒家知识领域，两国知识人已经存在分歧，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皮相地认为个别的分歧就说明中韩儒学后来渐行渐远的分裂。因为即使在中国，在许篈访问的当时，虽然阳明学风头甚劲，但仍然有不少朱子学的拥趸者。而且阳明学逐渐传播到李朝朝鲜后，连许篈的弟弟许筠以及朝鲜国王也对阳明学取同情态度。因此王鑫磊以“儒学并非铁板一块”的说法来解释此时朱子学与阳明学消长情况，表现出一种审慎的学术风格。
　　而本书的第四章 和第五章 ，则超越中朝双边的畛域，更透过日本与朝鲜的眼睛反观中国、或者通过一个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安南之行，来观察东亚的关系，这种“文化接触”或“第三只眼”的讨论相当重要。这是文化间接接触的典型事例，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视。第六章 则是讨论面对西潮的朝鲜、日本和中国，王鑫磊通过《江华条约》与日本冲击下朝鲜的反应、朝鲜使团在日本的游历和观察，朝鲜使臣在中国天津的学习和交流，讨论了东亚近代转型过程中，朝鲜、日本与中国的种种反应，展开了多视角的历史场面，这是过去研究者较少留意的全景画。
　　这部书借用了“书同文”一词改作书名，一方面固然是说，同样使用汉字书写，不仅使东亚诸国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域，也使得这些汉文文献呈现了一个共同历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说，使用同一种“汉文”书写的历史下面，也有仅仅依赖文字无法弥合的文化差异，虽然汉文书写，呈现出一个历史，但是一个历史下面却有种种不同认识和解释。当然，东亚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并不开始于西潮冲击之后现代进程的差异，甚至开始于各国自我中心的自尊意识，这当中朝鲜与日本的情况还有些不同，日本因为从未成为中国的附属，从来就有相当程度的自尊意识。因此，通过这些汉文书写的历史资料，也许我们可以超越中国史的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看这一“汉文”呈现的历史世界。
　　当然，有史料并不等于有史实，如何从史料中还原出真正的史实来，并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是对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的考验。至于史料只看到部分，就企图做出宏大的解释，或确立自己的理论，恐怕并不是可取的态度。王鑫磊此书正让我们看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敬畏态度，对处理史料的审慎精神。此外，从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绪论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王鑫磊是如何在拥有与理解大量朝鲜汉文史料的知识基础上才写成这部书的。由于这篇比寻常著作偏长的绪论的存在，又使得这部书成为一部具有指南性质的著作。我向来不善于写序，承作者美意与葛兆光先生的推动，就将上述的话作为我的读后感吧。

《猎书客》是一部缅怀英国中世纪和18、19世纪那些醉心痴迷于图书、一生孜孜不倦收藏的爱书家们的传记，也是一部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介绍西欧各国如何印刷出版和保护图书文献的文化传承摘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约翰·希尔·巴顿以诙谐、幽默、写实的手法，从描写猎书家因爱书而在收藏书籍时出现的种种嗜好和怪异行为，以及他们为建立个人藏书而苦心经营的情景开始，依次介绍了那个时代图书市场交易、大图书馆的创建、图书俱乐部的形成和俱乐部的文献出版状况，等等。作者时而带领读者徜徉在文化艺术王国的森林里，时而又把读者引入历史法律文献的峰峦叠嶂中，一路上引人入胜地指点迷津，诙谐精确地披露所经之处的奇文珍书和伟人怪杰。
　　读《猎书客》，称得上是一次对西方文化的穿越之旅！

《实用经典：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享有“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美誉，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是一部英雄豪杰纵横天下的帝王之书、名臣良将从政经略的权谋之书、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书。然而，读完三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帮助读者快速掌握《资治通鉴》一书的精华，我们精选了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最精彩的篇章辑录成书，按时间顺序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撰，并增设了导语、注释、译文等辅助性栏目，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同时，还绘制了近两百幅精美插图，力求更加真实、直观、全面地将中国历史的丰富与精彩呈现在读者面前。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是第一部）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古典名著白文本：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古典名著白文本：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古典名著白文本：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入。由于他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外任，居洛阳15年，不问政事，精心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耗时19年。
　　《国民阅读经典：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司马君实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国民阅读经典：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