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侠先生（1923～200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河北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宋史研究中心创始人，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等职。漆侠先生在史学领域耕耘五十余载，建树非凡，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等领域都有创新性研究和突出贡献，先后出版《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合著）、《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合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研究法》、《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等学术论著，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后汇编为十二册《漆侠全集》。

历史记忆、历史知识、历史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一般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不大会去阅读过于艰深严肃的高头讲章、煌煌巨著。邵雍专著的《中国近现代史辨疑与释读》是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的研究成果。

历史学家顾诚先生治学谨严，一贯坚持“竭泽而渔”和“无信不征”的考实风格。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一些短小有趣的文史札记，如《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谈清官》《谈万寿无疆》《从李自成的诗谈起》《明代的宗室》等，既史料充分又颇有趣味。《顾诚文史札记：明朝没有沈万三》收入先生撰写的文史札记、随笔等共计39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有趣、见解深刻。

《台港地区新中国史研究评析》是一部比较全面评析台港地区学术界研究新中国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对台港地区学术界与研究新中国史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介绍。全书不仅对台港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总体状况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并梳理出“新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研究”“新中国文化教育研究”等四个专题，分别作出比较系统、全面的评析。《台港地区新中国史研究评析》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引文准确，结构严谨，学术价值高，同类专著尚不多见。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分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等。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收当代西方著名汉学家施坚雅、郝若贝、彭慕兰等有关中国中古史研究论文12篇，多角度展现了中国中世纪史的面貌，对国内学界当有借鉴作用。

《三国志（崇贤馆·史部 套装共五册）》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全书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

“形象史学”，是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具体来说，专门指运用传世的岩画、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 ‘切实物，作为证据，结合文献来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它不同于艺术史研究中侧重于符号学或阐释学的形象分析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图像著录，而是对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并与传统文献、口头传播等联结起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着重探讨中国文化史演进中的基本脉络。“形象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的提出，抑或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的一次创新，一次尝试。

《何炳松史学论文集》收录何炳松主要的史学论文26篇。何氏著述融会古今，学贯中西，这些论文范围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现代史，内容涉及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有对史料及历史人物的考察，有对史籍著述方法的辨析，也有中西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辨，反映了何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1898年9月21日以后的四五年，是它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变法维新仅百余日即遭扼杀，这一严峻的事实迫使维新派以至一切忧国之士，势必要对救亡、变革的方略、途径作更深入的思考。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文书籍，对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较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梁曾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而且，由于身居异国，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思想言论上较前更加自由，更少顾忌。因为现实的制度变革已被迫中断，这也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理论思考和启蒙宣传。因此，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提供了较前更多的理论成果，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这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地思考。他们所发动的文化批判与重建工作这时也全面展开。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较之政变前的《时务报》更大。《新民丛报》出刊后，“国人竞喜读之，朝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后来，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承认，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到《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字的积极影响。大致说来，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起，戊戌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但到1903年，它的主潮地位为革命思潮所取代。早在“公车上书”前，孙中山即已成立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但势力与影响尚不大。“百日维新”被扼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沙俄强占东三省拒不撤兵……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变都在步步激发革命风潮的勃兴。到1903年，形势有明显变化。在这年年初（旧历元旦），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有人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演说。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接着，邹容、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造成巨大震动。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使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在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队伍便逐渐发生分化。一些人抛弃改良、投身革命，而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面对1903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梁启超结束了思想上的摇摆，公开反对革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以及游历北美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1903年秋梁从北美返回日本后思想大变。他公开发表了“告别共和”和“梦俄罗斯”的宣言，明确倾向开明专制。这时，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进行社会变革的基本主张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失去其先进性。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告别改良，投向革命。从此，革命思潮取代维新思潮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