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历史沿革考论》的第一部分是红楼编年史的一组论文。第二部分是有关红楼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19个专题，体现了历史与历史发生地的紧密关系。其中如“李大钊与红楼情结”、“李大钊办公室复原始末”、“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北大红楼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与北大红楼”、“北大红楼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新潮社与红楼”等等。这些专题研究把读者、观众引入历史现场中去感知历史，应该说这正是《北大红楼历史沿革考论》的独到之处，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何炳松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本书以杂文形式讲解肝炎知识的科普书。书中通过轻松的语言、幽默的比喻、真实的故事告诉你有关各型肝炎病毒、肝炎病毒感染和肝炎的科学道理。《漫话肝炎（第2版）》适合肝炎患者及其家人阅读。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十三卷）》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年刊，第十三卷为中国日常生活史专辑。包括“中国日常生活的多样性”“乡村社会与生活”“城市日常生活”“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女性与社会”“民族生活”“医疗社会史”“国家与社会”“研究述评”“书评”等栏目，汇集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直接以历史主义为论题的哲学专著，《青年学术丛书·哲学：历史主义与现代价值危机》遵循“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致思方法，通过研究历史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和嬗变，探讨价值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产生的历史观根源。全书不仅系统研究了历史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危机，而且批判性地考察了西方学者克服历史主义价值危机的方案，并从哲学层面给出了克服历史主义价值危机的出路：“走向公共性的价值秩序”。本书论题重大，论述深入，对于我们反思历史主义思潮、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法律史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交叉学科。它把法律与历史融合为一体。这在中国古代已是如此。这门学科之所以会久存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是中国任何一朝代不可缺少的一种治理方式。《中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以历代古籍为中心》以历代古籍为中心对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进行深入研究。

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历史·时势·人心（隐藏的大家）》《隐藏的大家：历史·时势·人心》收录的就是雷海宗写的文章，并按发表时间顺序编辑。这些文章主要分为两大类：与现实相联系的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论文和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政论性文章。

史学理论是一个“史”与“论”相结合的学科。史学理论本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史学理论博大精深，在本小书中只能就史学理论中的主要的与重要的理论及方法进行论述，《史学要论》研究的内容是历史学领域的理论问题。

《北魏至盛唐的社会主义萌芽：兼论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全社会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探讨了北魏至盛唐约400年间社会主义萌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主流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是否具有统一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另外，还探讨气候变化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等发展的影响。北魏至中唐的社会主义萌芽，其最大的特点是中央政府主导，即我们称谓的皇权呵护。这一时期的“均田制”的社会主义萌芽使我国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之花，再次结出了社会制度（实践）之果，使得弹性“以人为本”理念有了刚性的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当北魏立国初，还只是个落后的北方弹丸小国，由于社会主义萌芽的出现，不断强大并统一了我国北方，造就了北魏的辉煌。然而，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其迅速衰落。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萌芽，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隋唐盛世。隋王朝由于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由于所取得巨大成就而滋生的骄傲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当社会主义萌芽在盛唐的唐玄宗改革时几乎彻底破坏时，唐王朝也迅速从其顶峰上跌落了下来。从此“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和社会制度（实践）分离，从而中华文明走上了长期的下坡旅程。

《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分为上、下两篇和附篇，上篇主要论述了高丽移民的起因、关于高丽、百济人唐移民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这样就势必牵涉到唐与高丽的对峙以及唐与高丽、百济的战争等问题，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史料尤其是碑志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重新考释，同时又从唐朝为维护东亚世界秩序的角度出发，评估了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即最终导致了半岛实现了统一。对于安东都护府的北迁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了半岛民众对唐朝统治的反抗，而作者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认为吐蕃在唐朝西北边境的东侵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显示了作者大历史观的研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