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全鉴》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史实的正史，不仅在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国志全鉴》对三国志人物作了生动的解析，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三国这段历史。

在这部小书中，作者以其对欧洲的历史思想与实践的广博学识，简要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欧洲各大民族历史传统中的差异。作者在论述历史主义的现代特征及其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时，也分析了历史主义与近代欧洲历史命运和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

《史学原论》是欧洲实证史学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19世纪晚期实证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自“五四”以来，《史学原论》在中国史学界直享有极高的赞誉，英译本在国内广为流传。较完整的中译本近百年来唯有李思纯于1926年刊行的文言译本。《史学原论》是对英译本的重译。

史家治学贵在有法度。《新史学圈外史学》系著名史家王尔敏先生继《史学方法》、《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之后第三部探讨史学方法的专书。王先生立意检讨当代新史学风气的源流，勘验其成就与流弊，于主流之外另辟蹊径，戏称为新史学“圈外史学”，提示史学研究新门径，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对后学有启发之功。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浓烈的年代，我走进燕园，在热烈的嘈杂声中熟习校园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第一位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登上讲台，他就是历史系著名教授张政娘先生。先生是一位身材魁伟、端庄面善的中年人，讲课胶东口音浓重，典型的山东大汉式学者，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山东出了不少学者和教授，先生名列前茅。1912年先生生于山东荣成，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以优异成绩入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1946年之后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以后又兼任或专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长达60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一个正直学者的学风，不赶浪潮，不迷信权威，以史实为依据，直接或间接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尽最大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和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我到历史研究所之后才逐渐领悟到的。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

《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中，作者收集了以《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为代表的一组历史哲学文章，对东方社会的特点、成因以及在世界历史中的走向，做了哲学、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思考。其中，特别对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变革和理性思考给予了积极的倡导。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辑录小文25篇，发表年代最早的是2001年，截至2008年年底。这些论作长短不一，形式多样，按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简帛《日书》和与《日书》有关的论文，共11篇。《简帛与古代社会生活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次就照原稿全文收入。《读札记九则》原来是10则，承刘乐贤先生指教，其中一则有误，这次就删除了。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和马王堆帛书《式法》）严格说起来都不能算作《日书》，但它们都与《日书》密切相关，属于广义的“日书”或五行类文献；另一篇《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虽然也不是《日书》，但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因《日书》而起，论证的过程也较多地利用了《日书》材料，这次也一并收入。其中后一篇有关“往亡”的，原文发表时曾引居延新简E.P.T65：425简背一条材料，以为是“气往亡”的最早实例，为建昭四年。刘乐贤先生来信指出这条材料的年代有问题，经过慎重考虑，这次收录也作了删改。第二组是关于楚卜筮祭祷简的研究，共6篇。前两篇是关于散见简文的辑录，所做工作为学者提供了方便，所以论文发表后被引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