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元结生平、行迹及作品进行了相关考证，补充了元结生平事迹、辑佚了部分作品；对元结漫家思想、廉政思想、孝道思想、治蛮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元结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同时对元结文学思想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元结在序体文和山水铭文上的突破与创新；后探讨了《大唐中兴颂》的创作背景、主旨及传播与接受情况。本书对元结生平、思想、文学创作展开全面研究，试图揭示出元结多方面成就。

本书为学术理论专著。东林党人作为传统士人的代表，可以说是儒家思想文化传统正面的展现。目前学界多有研究魏晋士人的，特别器重玄学竹林派诸君，但这类士人是传统士人中的特例。东林人士却是传统士人中君子人格的代表者，他们无限尊君，又秉持儒家“道”的理想，倚为匡正君主、抨击奸佞的依据。本书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层面剖析东林党人的精神内涵，并且将这种方法论与政治人格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将东林党人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以此探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

本书是一部关于大唐贞观之治的历史通识读本。作者首先围绕李世民的成长经历，以时间为序，讲述了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隋末乱世中“起兵太原，定鼎关中”的建国历程，以及作为军事统帅的李世民如何在统一战争中积累政治资本，并终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在“政变夺位”的阴影下，唐太宗为何还能开创贞观之治？作者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分析了唐太宗与贞观群臣的良性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以民为本”的共同价值观。在制度建设与治国理念方面，贞观之治都为大唐帝国走向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书立足史料，注重解析，兼具严谨性与流畅性，既让读者真切感受到隋唐之际的英雄风采，又能深入认识贞观之治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彰显的历史价值。

《长沙五一广场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召开的“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论文集以五一简为主，但不限于五一简，不少论文讨论了里耶秦简、走马楼西汉简、西北汉简、走马楼吴简等简牍，深化了对秦汉法制史研究、经济史、地方行政制度、文书学、古文字、书法史、西北边塞等多领域的认识。会议是国内首次以五一简为主体的研讨会，论文集也是国内以五一简为主的学术论文集。面向读者大致以出土文献、中国古代史、法制史、古文字、汉语史、书法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为主。

本书以正史资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将荡气回肠的战国史呈现在读者眼前，书里有耳熟能详的战国四公子，有惨绝人寰的战争史诗，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有诸侯的霸主更迭，是一部精彩绝伦的通俗战国史。本系列图书分两部，本册为部，收录了七章，包括铁血赵国的发迹史、中原个霸主、神剑折、西北狼的崛起、东方巨龙、众生撕咬及纵横时代。

本书以南宋理宗朝宰相乔行简为研究对象，乔行简为浙江东阳人，学于吕祖谦之门，绍熙四年进士，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南宋理宗视乔行简为“股肱”，史家称其“历练老成，识量宏远”，但目前对乔行简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本书以史学专门史家族史进路，研究乔行简，以揭示南宋社会对浙江新兴士族形成及其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乔行简仕途历程与南宋朝廷的政治体制、乔行简思想学术对南宋学术文化及社会的影响等。

公众史学是突出受众的问题、关注点和需求的史学实践，它促进历史学以多种或多元方式满足现实世界的需求，促成史家与公众共同将“过去”构建为历史。《公众史学》是公众史学的专业文集，主要介绍公众史学的理论、实践、方法、教学等。本系列丛书收集了国内外研究公众史学的一线学者的文章，秉承跨学科、跨文化的理念，通过理论探索、学术述评、实地研究、专题讨论、评论（包括公众史学新书、博物馆展览、影视与数字历史项目等）、动态与前沿、读史札记、读者来信/综述等专栏，探讨历史在公众领域的产生、表征、呈现、认知和传播。

后稷是中国农业文化起步时期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周族的始祖，历史上关于后稷及周族起源的研究成果丰富，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大星发现，更使得学界对于后稷文化和先周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书可以分为八个部分，其中、二、三部分，以研究先周文化起源问题为中心，侧重有关山西说的讨论；第四、五、六部分，以研究后稷文化问题为中心，侧重有关后稷神话、稷祀和历史的考察；第七、八两部分，前者辨析稷、粟包括野生高粱问题，后者关注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本书从物质、制度、精神和艺术等层面描述了近代早期英国的宫廷文化，探讨了英国宫廷的演变及其地位、宫廷文化与王权和政治的关系、宫廷文化与宫廷贵族的身份认同、英国宫廷文化与各国宫廷文化的横向联系以及与中世纪骑士文化的纵向联系等问题。既为读者提供一顿文化大餐，又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一时期英国宫廷文化的历史意义。

《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由晋代史学家陈寿所著。全书记载了我国三国时代三个割据政权（魏、蜀、吴）的纪传体国别史。作品叙事简明，记事翔实，遣词考究，文采斐然，在史料取舍上也十分严慎，是“二十四史”中评价颇高的“前四史”之一，被我国历代历史学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