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通过对历代杜诗文献注本的整理研究，详细梳理杜诗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对杜诗学的历史嬗变形态作出整体关照。全书从文献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密切关注杜诗学文献前后递嬗的脉络关系，结合每个历史时段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人心态，总结和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段杜诗校勘学、注释学、评点学的特色和倾向，并重点对明清杜诗评点中的作者混淆问题进行了厘定与区分，力求正本清源。此外，本书还以杜甫《行次昭陵》《哀王孙》《示獠奴阿段》等诗作为个案，从杜诗文献学的角度，对其中用典、注释等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学术史考察。

《“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本书共分六编，约24万字，全面梳理陈独秀早期思想的“三次跨越”（从传统知识分子，经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到选择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论证“三个选择”的历史结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明永乐十八年，成祖朱棣设立东厂，这个明朝独有的特务机构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东厂负责监察百官、刺探情报，常与锦衣卫合称“厂卫”。东厂厂公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担任，行事不受律法约束，往往拥有极大权力，“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万历新政”“妖书案”“东林党狱”等事件背后均有东厂身影。刘瑾、冯保、陈矩、魏忠贤等厂公在历史上或褒或贬，争议巨大。抛开固有印象，东厂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又对整个大明王朝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世袭社会 ： 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作者提出了“世袭社会”这一解释性范畴，描述并分析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社会形态，并围绕着春秋时代世代沿袭的大夫家族，阐释了世袭社会的成因、运行及文化等各个方面，探讨了这一社会的鼎盛期同时也就是其衰亡之开始的原因，并说明了促使它解体的诸因素以及孔子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本书的主旨是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提出另一种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

日本在整个20世纪，先后有900多名学者致力于宋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发表了8000多篇（部）学术成果。学界一致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始于20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宋史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处于****地位。至今我国学界有许多思想命题和研究范式仍然受其影响，如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命题，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元世祖灭宋”的写作范式，以及日本学者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召开的“宋史研究者所见的中国研究之课题——士大夫、读书人、文人或精英”专题讨论会，不仅将宋代文学家还原为一个士大夫，而且他们还把思想者研究和“士大夫研究”统一起来，遂成为21世纪初期国际宋史研究的一股学术潮流。

锦衣卫这一机构自洪武十五年设置以来，服务明朝两百多年，是平衡朝中各种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体现。然而由于锦衣卫工作内容及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特殊性，在史料中遭到了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文人集团的涂抹，以致后世看到的锦衣卫与真实的锦衣卫相去甚远。本书以现存史料为基点，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在不颠覆历史的情况下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细腻丰富的刻画，展现一个真实的、不为人熟知的锦衣卫系统。

本书通过一个犹太人的悲惨故事描绘了从欧洲近代早期肇始的排犹运动的起因。1669年，犹太人拉斐尔？列维无端被指控以邪教祭祀方式杀害了一名男孩，经过审判被确认罪行。*终，列维经过残忍的折磨而被处决。这次判决开创了之后一个世纪的“血祭诽谤”的开端。作者通过对史料的细致发觉，终于发现了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和真正成因。本书对欧洲排斥犹太人与种族歧视的历史有着深入揭示，对理解现代欧洲也有着重要意义。

18世纪的巴黎，警察为了维持秩序逮捕了大量流民，连儿童也不能幸免。于是，谣言开始泛滥，说法国国王得了麻风病，需要小孩干净的血来洗澡。当时发生的一些乱葬小孩等事件又似乎证明了谣言是真的，于是1750年巴黎人在谣言的诱使下，发生了许多反政府、反警察的暴乱。在这些事情后，巴黎人的政治态度大变，以前巴黎人很尊敬国王，这种对国王的尊敬以后就失去了。1750年谣言及暴动已彻底摧毁了法国的互信，并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奠下了基础。本书对谣言对政权的摧毁性作用有着深入剖析，因此受到《南风窗》的专题推荐。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两座巅峰。一座交汇着现实和浪漫，一座辉映着婉约与豪放。大唐的傲骨铸就了唐诗的气度，宋朝的柔风吹就了宋词的韵味。理性与感性，言志与抒情，意境与意绪……两种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构成了中国古典韵律文学中纯美的二重奏，让人心旷神怡，令人如痴如醉。本书以史事为蓝本，以诗文为佐证，以奇思妙理为笔，以浓情旷怀为墨，酣畅淋漓而又明晓畅达地绘制出二十二位唐宋诗词名家的生命轨迹和命运蓝图。

抗战时期中国铁路遭受了迄今为止规模*大、程度*深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两次淞沪战役时期*重要、*快捷的交通通道，京沪、沪杭甬两条铁路承担起大量军民的运输任务，但由于日军空袭、地面战事、运营停止以及双方破拆而遭受了严重的直接与间接损失以及大量人员伤亡，其财产损失合计达9700余万元（1937年币值），员工死伤约100人，同时造成大量军民乘客伤亡。战争不仅对铁路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民国上海市政当局为改善铁路与城市的关系布局而推出多项铁路改造规划，但这一历史契机被两次淞沪战役彻底葬送，而战争又导致多座火车站和铁路路线被毁，对外交通受到了较大限制。建国后城市空间迅速拓展，但铁路运输布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蜂腰”问题日益突出，文*前后在铁路外侧新建居住区的行为则进一步加剧了铁路路线切割城市空间的问题。这一局面*终通过建设新客站和拆除沪杭铁路内环线、部分淞沪铁路地面路段等方法才得以化解。总之，受战争及其后续因素的影响，上海城市空间并未沿铁路路线方向延伸、拓展，铁路未能成为城市空间的发展轴，反而造成了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