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纯粹学术性质的出版物，共汇辑学术名家与学术新秀精心撰写的论文十五篇，内容涉及经学、文献学、历史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蕞新研究成果，辑录善本佚文，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文献学术价值很高，推陈出新，包罗宏富，见解深刻，详赡而精，丰富了中国传统经学文献研究，体现了海内外经学研究和文献研究的优秀成果，拓展了相关领域的课题研究，推进了学术前沿的研究进展。王天然《蜀石经著録疏证（下）》一文，系衔《蜀石经著録疏证（上）》而作，共同完成两宋至民国蜀石经文献完整的疏证。

缪钺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相结合。《冰茧庵文史丛稿/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7》荟萃了缪钺先生的经典论文，如其魏晋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清谈与魏晋政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等，以及古典文学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论词》《论李义山诗》等，全面展现了缪钺先生的研究特色与成果。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秉承“敬老崇文、存史资政”宗旨，自建馆六十多年来，荟萃一批腹笥充盈的文史学者和书画大家。这些宿学鸿儒，无论祁寒酷暑，有日无间，在自己的学术田园中默默耕耘，这种精神实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是老一辈学者，终其一生浸润学术研究之中，砣砣于斯，虽外物至而不胶予心，淡然无所嗜，泊然无所求，积一生之学养，成一家之学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馆已故老馆员陆文郁、陈邦怀、卞慧新三位老先生都是受人尊敬的饱学之士，而且寿享高年。怀想三位老先生风范，不禁唏嘘浩叹。以年齿为序：陆文郁（1887-1974）先生，字辛农，又署莘农、馨农，号老辛、百蜨庵主。斋号蘧庐。陆先生是中国生物学画派的创始人，创办《生物学杂志》。陆先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画名家，并与刘奎龄、刘子久、刘芷清、萧心泉四老合称“津门画界五老”。陆先生除绘事之外，苦学苦修勤于著述，尤以《植物名汇》《植物名汇补》著名，至今这两部著作也是研究植物学的要典。陆先生是我馆首批馆员。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将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带来深刻的启迪，促使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理论反思。里格比在书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讨，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是模糊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功能解释不能回应对它的各种质疑，正确的解读应强调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具有首要性，强调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那些发挥生产关系功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里格比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目前的社会理论和历史学尚处于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罗宗强文集》属于群体心态的研究，从朝政变化、风俗变迁与思潮演变的角度，对为复杂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全书采用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运用扎实的文献材料，展现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的全貌。

《中国史学史》是蒙文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史的集中论述，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在以梁启超、金毓黻等为代表的书目解题式研究之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全书分四章四十一节，今存三章二十五节，较为详细的论述了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的中国史学史。此次出版，另附蒙文通先生其他相关文章八篇，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及其本人的学术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对清代恭王府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内容较为完整，分五章介绍了清恭王府的方方面面。第一章从宗室封爵、皇子分府、王府规制和数量等方面详细谈了王府与清代宗室封爵制度的关系；第二章详细叙述了恭王府的历史沿革，包括它的几代主人；第三章就恭王府的建筑布局分别介绍了府邸和花园的各处建筑及其作用；第四章从机构人员、戏剧、花草树木、兄弟情谊、读书之乐等角度，全面介绍了恭王府的生活；第五章则谈了恭王府的园寝寺庙。

《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第2辑）》集中收录西北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史专业研究的教师近年来所发表的重要论文26篇，全书涵盖范围广泛，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第2辑）》是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前沿研究课题具有创新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历史学界为之震惊。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而殁了。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该书译成汉语仅10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历史学的宣言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话虽出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在儒家经传诠释体式中，义疏以系统、周详为优长和特色。群经义疏既是学子入门阶梯，亦为经师治学义府，因而“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孙诒让《刘恭甫墓表》）。义疏之学兴于中古，如《仪礼》一经，南齐贺场有《礼讲疏》，贺琛有《三礼讲疏》，陈沈文阿有《仪礼注》；北魏刘怀方有《仪礼疏》，北齐黄庆、隋李孟悊有《仪礼》章疏。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以黄、李二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裁成《仪礼注疏》，朝廷著于功令，学者奉为圭臬。宋熙宁年间，以《仪礼》于经世为迂远，不列取士科目；南宋以降，理学家说经，义重性道，文尚简易，学者宗之，义疏之学渐衰。故清儒感叹“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述注”条），或深悯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孙诒让《刘恭甫墓表》）。至清代，“通经学古”思潮兴起，钻研十三经注疏成为士林风气。阮元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礼学是经学研究的突出重点，“学者不通典礼，不列名家”（郑知同《仪礼私笺后序》）。众多朴学家的考据实绩证明，不仅理学家论说古礼多有舛误，《十三经注疏》也不能令人满意。如《仪礼注疏》，“或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罗椒生《仪礼正义序》）。故陆续有学者展其所长，撰著新疏。胡培晕积40余年心力，历览众说，集腋成裘，撰《仪礼正义》。清代《仪礼》学与宋、元、明盛衰迥异。这一逆转缘何得以实现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清廷大力提倡礼学研究，对学者起到导向作用；汉学家厌弃理学末流空谈心性，普遍重视古礼考证；朴学考证方法日趋精密，为《仪礼》考释创通了道路。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清初硕学鸿儒，特别是顾炎武在经学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仪礼》学持续繁荣，尤具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