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史话》收录了桥梁大师茅以升关于桥梁方面的文章，论述桥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介绍我国历代的名桥、古桥，记录其修建简史、结构特点以及历史维修经过，赞誉历代“桥工”、桥匠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并追溯有关桥的轶闻佳话。作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其文笔清新朴实，字里行间，我国古代桥梁悠久的历史、卓越的成就、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在世界桥梁史中的崇高地位跃然纸上。本书作者一生钟情于桥梁、谙熟于“桥经”，对于“桥”的意义所作的理解和引伸，更是出神入化，因此，这些关于桥梁的文章既是科普文章，又是艺术性颇高的学术散文。

本书作者是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度理论研究的创始人，早年师从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费正清得力的助手与长期的合作者，两人先后合作出版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著作。本书精选邓嗣禹历史随笔、人生自述、师友回忆、以及与胡适等人往来信件，深入反映了邓嗣禹的历史观察、人生经历和与师友的交往情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是雷海宗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几篇文字，都是抗战前发表的，是著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批判。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下编的主题是探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下编第一篇文章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说明中华民族虽老而仍有朝气的原因。第二篇文章则表示海雷宗对于前途的希望和信仰。作者贯通中外的渊博知识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显著影响的，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外历史也甚具教益与启发意义。

本书主要运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之所以以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作为研究视角，是因为在王朝更替时期，“人心之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尤其是其中一些很有影响的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心态和选择，常常对社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因为在农业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盲目跟风心态，很有市场。且在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中，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皇帝和各级掌权人物有实质性的接触机会的，也就是这些以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身份出面的汉人上层人物，他们的感受，虽说不能代表所有汉人的感受，但还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在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核心权力的近五百年时期内，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辽国一度将其势力扩展到黄河流域；金国则在灭亡北宋之后，对南宋政权穷追不舍，海陵王时期，更希图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而蒙古人最终主导了国家的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但是统一之后，维系统一的时间却较为短暂。如果站在统一国家所需要的共同社会心理形成过程的角度来分析此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非常有利于对此期历史的整体的研究。

本研究成果在汉画像图像释读的基础上，采用传统考据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图像叙事学的学理高度，总结汉画像图像叙事意义上的规律和特点，并在如下方面展开研究：祠堂画像“楼阁拜谒图”大树构图“模块化叙述”与“累加式叙事”研究，汉画像大树组合艺术构图“叙述结构”与“叙述层次”研究，石椁画像“叙事结构”与“叙述轨迹”研究，祠堂画像“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研究，四川性题材画像“程式化叙述”研究，墓葬和墓葬画像“实体性叙述”与“象征性叙事”研究，门楣画像在墓葬“叙述结构”中“点题”作用研究，牛郎织女神话“话语叙述”与“图像叙述”研究，汉代图像文学“文学性图像叙事”研究，汉画像与汉赋“空间方位叙事”研究，汉画像“荆轲刺秦王”图像与文本叙事的比较研究。

杨振声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 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的前身）校长。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汇编了杨振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撰写的文学作品和教育论文。下册选编了历年发表的评论杨振声文学作品的 文章。

杨振声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 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的前身）校长。本书选编了杨振声的亲朋友人及当代学者撰写的回忆杨振声有关事迹研究杨振声文学作品、教育学作品的文章，论述了杨振声作品的社会影响。

本书汇集两岸故宫及台北“中研院”所藏马亮文献凡400多件，逐一抄录、标点。并查照《上谕档》和《清实录》，采用对校、理校、补证及考辨之法，以朱批原件为准，对其奏折、函牍进行标点、校勘与补正，详细而系统地考证其在任期间对外交涉、发展生产、推行教育、捐资助赈、关注民生等方面的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真实地再现当时中央王朝对边疆地方治理情况以及各个历史事件的演变进程，以期达到反映目前zui新研究成果之目的，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一部内容非常确信、资料极为丰富、内容较为完备的研究文本。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康有为对今古文经学“春秋笔法”的研究专著，除了前面的《序言》和《发凡》之外，共十一卷。全书采取纂注方式，逐段并列三条经文：先列不修《春秋》，然后为孔子笔削之迹，接下来为已修《春秋》，并参录《公羊传》、《谷梁传》、《春秋繁露》等书进行相关佐证，最后还加上自己的相关按语进行阐述研究。康氏对《春秋》“大义”而非“大事”的重视表明了以往依靠文字训诂繁琐考证等方式来阐释《春秋》“大义”的终结，在同现实紧密联系的基础上而代之以对“大义”的充分阐发和挖掘，即把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作为表达政治理想和改变社会的工具，并采用现代西方的知识观念运用到编撰体例上。其在编撰体例上分门别类，把“春秋笔法”包含的诸种会盟、朝聘、征伐、弑君、避讳等看作代数的“符号”、“电报密码”，通过代数的运算和置换，运用所谓孔子公理化的原则来进行相关推导，得出一定的“笔法”原则，则为“春秋笔法”的研究树立了新的研究模式。康氏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去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从而表达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法的政治理想，实现了经学向现实的逻辑转换。

《兀涯西汉书议》是明代著名学者霍韬研究《汉书》的专著，全书十二卷，摘取西汉之事编次年月，以西汉各皇帝分卷，每皇帝一二卷不等，各卷分条录《汉书》原文，主要为当朝人物事件及诏诰朝议等，然后加以评断，霍韬之评标以“臣按”，而张邦奇续加评断则标以“侍郎臣张邦奇曰”。此书是霍韬表达自己对政事致治的见解之作，虽并非其对当时后世影响大的著作，然而是了解与研究霍韬的生平思想与治国理念不可多得的存世之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