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和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其主旨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左传 吕氏春秋 战国策（图文精释版）》收录了《左传》、《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三部书。其中，《左传》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历史*作，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记载了上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54年）间近300年的历史。《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杂家学说的代表作。相传是吕不韦召集门下三千宾客编纂而成，含8览、6论、12纪，共160篇。《战国策》又称《国策》，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和辩论的文献辑录，共33篇，490章，记述了从三家分晋到秦二世即位之间240余年的历史。相传为各国史官所作，后经刘向整理编辑后定名为《战围策》。

他们一个个如雷贯耳，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们的治校理念、办学实践与个人风范是今日诸多校长难以企及的，故对其进行归纳整理，以期对当今大学校长提供借鉴与思考，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本卷为陈修良同志1957年4月-1958年2月的工作笔记。内容包括了在此工作阶段的方方面面。例如一些重要会议的纪要、讲话实录，关于教育、经济等各项工作的总结及经验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徐松与研究》从“徐松生平考论”“徐松著作叙录”“《西域水道记》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性的考据研究，认为徐松不仅是传统实学的继承者，也是经世学术的开拓者；其《西域水道记》是乾嘉时期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西域开辟的政治环境、边危四伏的时代隐忧、西学知识的引进利用等多种因素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是西北史地学的开山之作。

《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以晚清女性的生活思想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描绘出女性的命运是如何同历史融合在了一起。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下编为分论。作者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这些行为的后面，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在历史的陈述中，作者注意到旧势力旧观念与新因素间的消长，区分出革新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指出正是由于二者互为对立和补充，支持着妇女运动的发展。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叙述，使夏著在理清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同时，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这次新版，补充了初版未完成的秋瑾、何震等晚清女性的妇女观研究，篇幅上增加了五章又一节。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变革的呼声，抵达并影响到下层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尽管晚清对女性的启蒙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但对女性的期待却相当高远，两者的落差因此形成了奇特的现实的张力。《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论述晚清知识精英如何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如《女诫》的多种版本、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晚清西方女杰传的隐藏底本、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女性生活中的音乐启蒙、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等。

1933年，桥梁专家茅以升受命主持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钱塘江的水文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江底流沙深达四十余米，一年一度的钱塘潮来势凶猛。面对重重困难，茅以升带领技术施工人员，提出多种技术创新，仅用两年半时间，赶在侵华日军抵达杭州前完成施工。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开我国自行设计并建造大型现代桥梁之先河，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桥梁工程人才。

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2011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有关全球史、区域史或国别史问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论文集包括五个主题，一是“总论：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之关系”（葛兆光、艾尔曼、羽田正等三篇），二是“作为区域：何为东亚与中国”（董少新、王振忠等两篇），三是“在全球史与区域史视野中：观念、哲学与文学”（Federico Marcon、中岛隆博、大木康等三篇），四是“交错与关联：东亚诸国的历史研究”（马场纪寿、Tineke D’Haeseleer、王鑫磊、古柏[Paize keulemans]、Sheldon Garon等五篇），五是“全球史研究与大学国际化：各个学校的现状与思考”（顾云深、佐藤仁等两篇）。本论文集试图呈现三校学者对于全球史/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的一些思考，既承认各个国家历史学家观察世界的差异，又努力寻找彼此相容的共识，而且还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形式上，探索一个可能的理想型全球史/世界史。

《忽值山河改 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以1931至1945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强行接触为背景，围绕日本占领区内梅娘、柳龙光、袁犀等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行止与文本叙事模式，揭示知识人在忠／奸、友／敌之间交叉穿梭而繁复多变的民族认同，质疑历来将政治压制与抵抗模式对应并列的叙述模式．考察在没有预测到1945年是日本占领*后期限的环境中，中日双方知识人的活动所呈现的互动与纠结，揭示战时两国文化的“交流”实态，着力辨析殖民现代性的复杂结构关系与特征，并借此寻找主体建构的可能性。《忽值山河改 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1931-1945）》主要从翻译、民族志和见证文学这三种类型来探讨见证叙事作为思想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功能，以拓延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张力。